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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地区考古学百年史(一) ——1949年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活动
2022年04月22日 10:53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作者:李荣辉 字号
2022年04月22日 10:53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作者:李荣辉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内蒙古西部地区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调查肇始于西方的考察者,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科兹洛夫哈喇浩特西夏和元代城市的考古发现,桑志华、德日进在萨拉乌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内蒙古西部地区整体的调查,江上波夫在敖伦苏木古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等,这些中外学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考古学史;1949年以前;内蒙古西部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254);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和林格尔土城子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8XJC770004)

  作者简介:李荣辉(1978-),男,汉族,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和边疆考古。

 

  一、西部地区考古学活动的肇始阶段

  内蒙古西部地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肇始于西方的考察者。1892年俄罗斯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А.М. Позднеев)在俄国外交部的资助下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这次田野调查并非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科学考察,关于这次考察的目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彼?彼?谢苗诺夫(Петp Петpович Семснов-Тяншaнский)写道:“这样,关于长城以外地区的情况,我们主要的空白就是缺乏这些地区居民在民族和经济方面的资料……旅行的目的是从各方面了解蒙古居民的情况,不仅研究那里的民族志,即日常生活、法律和宗教,而且要研究蒙古现代的经济状况……”。[1]俄国外交部之所以委派波兹德涅耶夫进行这次考察,主要是因为他参加过格?尼?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的考察,在蒙古地区考察的3年,他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所需的蒙古语。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地区的考古学调查是这次科学考察的副产品,他记录了呼和浩特附近的石人湾、白塔、甸城碑、昭君墓等古迹,[2]对白塔、石人湾石人、昭君墓等都拍摄了照片,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继波兹德涅耶夫之后,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考古活动的是俄罗斯人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в)。1908年科兹洛夫在土尔扈特贝勒达齐的帮助下找到了哈喇浩特古城遗址。1908年、1909年、1926年科兹洛夫在此进行了3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手稿、雕版印刷品、佛像、木刻板等。[3]科兹洛夫在哈喇浩特发现有西夏文世俗文书和佛经,世俗文书中的西夏文汉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使西夏文的解读成为可能。科兹洛夫首次对哈喇浩特进行测绘,绘有哈喇浩特平面图。[4]尽管科兹洛夫认为“我们在哈喇浩特的研究和发掘工作进行得十分小心谨慎”,[5]但他并非按照现代考古学严格意义上的层位关系进行发掘,大多出土遗物没有层位和坐标,导致一些遗物所蕴含的信息缺失,造成情境复原和研究的困难。

  科兹洛夫发现哈喇浩特的消息公布以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于1914年前往哈喇浩特考察。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东方学,他的导师之一是维也纳大学印度哲学和文物学教授乔治?比累尔(Georg Bugler),博士毕业后斯坦因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6]与科兹洛夫相比,他在考古学方面受过系统的训练,他的哈喇浩特考察更具科学性。斯坦因在哈喇浩特的考察主要见于《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书中他对哈喇浩特遗址内部整体的情况进行了描述,把遗物编号与出土地点做了详细记录。斯坦因写道:“不管那些探险家们采用的方法多么粗糙,我们仍希望他们拍下了还没被毁坏之前的建筑的照片,并画下了草图。但目前我手头没有任何载有这类照片和草图的出版物。所以我想我应该把自己见到的关于建筑结构和建筑物内部布局的一点线索记录下来。”[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斯坦因在清理遗址前首先拍摄照片,这些照片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黑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22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在鄂尔多斯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群和石器。这批哺乳动物化石为更新世(距今3万年前)动物群,共有40多种(含4个新种),包括披毛犀、纳玛象等。[8]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整理萨拉乌苏河哺乳动物化石时发现1922年的采集品中有1件人类的门齿,布达生(Davidson Black)对这颗牙齿做了初步研究后,命名为“河套人”。[9]桑志华寄回到法国的标本引起了法国史前考古学界的注意,1923年8月由法国公共教育部等部门组成考察团在德日进的带领下进入华北调查。在桑志华的引领下,德日进在杨四沟湾萨拉乌苏右岸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的工作面至少有200米,在地层中发现了第四纪人类遗迹。[10]桑志华与德日进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发掘,开启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先河。

  二、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察

  自1927年起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在内蒙古西部进行考察。1927年5月12日黄文弼、徐旭生、庄永成等在包头郊区二道坝子、刘保窑子(今刘宝窑子)和东沙梁间发现新石器遗迹。他们在刘保窑子与东沙梁间捡到石斧1件,陶片数片,此地陶片和石矢镞较多。[11]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的汪宇平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万玉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包头刘保窑子附近的转龙藏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白万玉参加了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他给汪宇平提供的线索应来自这次考察。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包头留住期间,瑞典人贝格曼(Warlock Bergman)在城外发现1个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有彩陶片和燧石片。[12]贝格曼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跟随瑞典史前考古学家奥斯卡?阿尔姆格伦(Oscar Almgren)学习考古学,他来中国之前参加过田野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并撰写过考古报告。[13]贝格曼比当时刚接触考古学不久,且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的黄文弼更加专业,他能分辨出遗址的新石器属性,并注意到了彩陶片。张忠培根据陈星灿对这批材料的研究认为,这些彩陶片应在阿善文化一期到三期的文化范畴之内。[14]

  1927年5月23日黄文弼与徐旭生考察了秦长城,5月27日在亚母塞河西不远的哈那郭罗宿营。[15]根据陈宗器的测量,宿营地在东经109°53'12.5",北纬41°40'56"。[16]5月28日黄文弼等人在亚母塞河(袁复礼所说的阿木塞尔河)东3余里的小山阳坡上捡到陶片、石斧等,在小山阳坡东北2里左右的高岭上,捡到陶片、石斧和细石器若干。[17]6月初旬马叶谦、崔皋九在哈那河上游两岸,发现细石器50余件。6月18日黄仲良在脑龙苏木发现残碑,他认为残碑与古静州有关,建议把碑移到百灵庙保管。[18]

  7月4日以后探险队分为3队,北队有贝格曼、丁道衡、勒士贵等,其中贝格曼、勒士贵负责考古;南队有袁复礼、白万玉等。[19]袁复礼等人到达阿木塞尔河上游的盆地,在盆地北方的乌兰鄂博西2里处的伊尔更尼堪发现有长城,这些长城只剩下2尺多的低墙和浅壕沟,没有发现可以断代的器物。[20]7月14日袁复礼等人在西伊尔更尼堪以西盆地内的莫尔古齐克和其临近的栋得尔郭罗、喀拉淖尔湖岸等地发现有细石器,他们在盆地西端秦大门正南方的格齐克火山发现7000多件石器制品,这些石制品有石核、刮刀、箭头等,初步判断此地为细石器时代的制造工厂。[21]考察队在格齐克山北口挖掘1石圈,获得灰色陶片百余片,有绳印纹的陶片与仰韶时期的风格相似。[22]

  西北科学考察团随后在巴彦淖尔的考察中发现有多处古文化遗址,其中发现最多的是史前文化遗址。陈星灿根据考古所所藏的大多为袁复礼南队的采集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靠近阿拉善盟的塔林黑沙图采集的细泥制、红地、带纹黑彩的彩陶片,似乎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接近。[23]

  黄文弼、徐旭生等人作为中队,于1927年6月6日来到敖伦苏木古城。黄文弼等在古城内发现王傅德风堂碑及一方蒙文碑,并对这些石碑进行了拓印,[24]后来江上波夫对这2块碑制作了拓片带回日本,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对蒙文碑拓片内容进行了识读。这块碑为颂扬阿拉坦汗和其后代修建寺庙,弘扬佛教的功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全荣对此曾有介绍。[25]参加这次考察的丹麦人类学家亨宁?哈士伦-克里斯腾森(Henning Haslund -Christensen)在敖伦苏木古城发现石棺样的石块上面刻有十字,哈士伦并没有具体标明这个古城的位置,仅提及在百灵庙附近。[26]

  黄文弼从7月6日开始对百灵庙附近的长城进行了考察,他根据文献记载和采集的陶片认为这是秦长城。[27]从黄文弼日记的描述和现代考古调查看,这个长城似乎是汉长城。7月13日黄文弼测量了固阳白灵淖城围圈古城,因此地在固阳县北50里,他怀疑此城为汉稒阳城。[28]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于1979-1980年对黄文弼发现的这个古城进行了试掘,这个古城实际是北魏怀朔镇。[29]7月30日黄文弼在达茂旗成德门西4里处发现有四方形和长方形石板墓群,31日对一四方形墓进行了试掘,没有发现遗物。[30]从黄文弼第2天的行程看,他从驻地成德门西南行20里即到达茂旗和乌拉特中旗的界河哈利河(今哈尼河),根据墓群的地理位置和墓葬形制,这个墓群应为盖山林曾经调查过的达茂旗保罗忽洞突厥墓群。[31]黄文弼于8月6日-13日在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的黑柳图(今海流图)古兵营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铜箭头、弩机、陶片、带钩、五铢钱、骨针、骨锥等。黄文弼根据地层,把这个遗址分为两个时期,第2层距离地面1尺左右,有灰土层,出土有带钩鎏金铜器等,这一层应为秦汉时期;第2层较深,地层中没有发现铜铁器,应属秦汉之前;堡垒的设置当在秦汉之后,秦汉以前为古人居住之所。[32]8月9日他们在南坡第3穴发现与前日不同的陶片,这些陶片纹饰有回纹和剔花,[33]从纹饰看,似乎是宋、西夏、辽金元时期的剔花瓷器碎片。这一遗址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有人居住,秦汉时期设立障城,宋元时期可能有人居住。9月8日在巴彦淖尔乌托海一带发现旧石器遗迹,仅9月8日1天就捡到1600件打制石器,黄文弼认为此地为石器制造场。[34]9月26日起黄文弼考察了阿拉善哈喇浩特及周边遗址,[35]并于10月份考察了居延地区的烽燧和城障。[36]

  1929-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贝格曼(Warlock Bergman)考察了额济纳河流域史前遗迹。这些遗址一部分位于河流盆地内,主要是北部湖区的索果淖尔北岸、哈喇浩特地区和河流中游地区;一部分位于古尔乃洼地东南,这些地方发现了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的彩陶。[37]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期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南北250公里,东西40公里的范围内,调查了410处遗迹,发掘和采集了包括1000多枚汉简在内的3700多件古代遗物。这些汉简从30多个不同地点出土,其纪年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至东汉阳嘉二年(133年),为研究汉代额济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手资料。[38]

  西北科学考察团始于1927年的考察活动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系统的、科学的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考察。这次考察不仅有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中方也有徐旭生、黄文弼、袁复礼等学者。袁复礼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质学,1921年回国后参加过安特生(Andersson)仰韶村的考古发掘。1926年3月李济、袁复礼在山西汾河流域调查夏代遗迹时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袁复礼参加了当年10月份的发掘。[39]他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前已有考古调查和发掘经验。从袁复礼的学科背景、考古经历及《蒙新五年行程纪》中的记载看,他这次除进行地质学的考察外,还对新石器和旧石器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察。

  黄文弼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3年参与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会的活动。[40]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会并没有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也没有独立进行过考古发掘。其进行的考古调查,多为历史时期考古遗迹,正如桑兵评论的那样:“但除了后一项活动外,其余与近代田野考古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41]基于这样的背景,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中偏重于历史时期的遗迹,从他当时使用的考古学方法上还是能看出传统金石学的影子。

  贝格曼受过现代考古学的训练,来中国前参加过田野考古发掘和编写考古报告,这次考察中他取得成就最大。贝格曼考古调查的方法是:“首先调查已经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的遗址,然后转向周边没有标注的遗址,在地图上标示出遗址位置,然后进行测量,记录遗址和发掘物品情况,最后撰写考古报告。”[42]这些理念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与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差别不大。

  从考古学上来说,这次考察收获颇丰。主要收获有:发现了包头一带的新石器遗址,调查了固阳、达茂旗一带的长城和突厥墓,考察了敖伦苏木古城并发现王傅德风堂碑与阿拉坦碑,在巴彦淖尔发现了新石器遗址,在阿拉善发现仰韶时期遗迹,调查了居延地区的汉代烽燧亭障,并发现了汉简。这次考察为以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了大量的线索。1949年后,包头新石器时代遗迹的发现,盖山林在大青山以北进行的景教遗存发掘与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9年至2002年间在居延新发现的汉简,都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有关。这次考察影响了中方团员中的黄文弼、徐旭生的学术生涯,后来黄文弼成为我国新疆考古的先驱,徐旭生发现了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推动了华夏文明探源的进展。

  三、20世纪30、40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活动

  1932年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到敖伦苏木古城。他根据城内建筑基址和出土遗物,推测城中有1个教堂,刻有十字的石块是教堂的一部分,敖伦苏木古城两个时期有人居住,一次是景教徒时期,另一次是佛教社团时期。[43]

  加拿大传教士马丁(Henry Desmond Martin)得知1932年拉铁摩尔在敖伦苏木古城的发现后,于1936年对呼和浩特以北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察,考察的重点主要是这一地区的景教遗迹。马丁从呼和浩特出发,经过武川向北,依次考察了达茂旗德里森呼图克古城、沙贝库伦古城、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王墓梁墓群、波罗板升、达茂旗木胡尔索卜尔嘎古城、敖伦苏木古城等景教遗迹,对这些古城进行了测量,并绘有平面图。在敖伦苏木,马丁测量其中1块墓顶石,长108厘米,高40厘米,平均宽度30厘米。这块墓顶石顶部的正面刻有十字,十字下方有花卉装饰,墓顶石上刻有文字,可能是古叙利亚文。他认为这些墓顶石应是作为建筑材料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44]马丁的景教遗迹调查,为后来盖山林调查大青山以北景教遗迹奠定基础。他在王墓梁发现的耶律公神道碑是重要的景教碑刻史料,陈垣从文献学的角度认为:“故吾谓马定先生此行之收获,以此碑为最……”。[45]

  江上波夫得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百灵庙附近发现敖伦苏木古城后,于1935年、1939年、1941年三次考察过敖伦苏木古城,并进行了考古发掘。[46]江上波夫对敖伦苏木考古调查的主要成果有:对城墙进行了测绘,观测了城内的建筑基址,拍摄了古城内外遗迹照片,对遗物进行实测、拓片和搜集,其中王傅德风堂碑、景教墓顶石等都做了拓片,对城内的几处建筑基址进行了试掘,在古城的东北角找到推测为13世纪方济格会修士孟特?戈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John of Monte Corvino)笔下“罗马教堂”的建筑基址。[47]江上波夫对敖伦苏木古城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共收集有5000多片宋元时期的瓷片。20世纪40年代日本古陶瓷研究权威小山富士夫看到这些瓷片后评价说:“是中国陶瓷史上近来最大的发现”。[48]除此之外,江上波夫在佛塔遗址中发现大量属于16世纪写有藏文、蒙古文和汉文的残片,这些文书后来大部分由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整理出版。[49]

  1935年10和1939年6月江上波夫在百灵庙东部丘陵的沙洼地发掘了6座鲜卑墓葬,据江上波夫估计这个墓群至少在11座以上。1939年夏岛五郎在此墓地采集到陶器2件和小孩遗骨。1944年第3次蒙疆学术考察队的铃木诚在该墓地发掘过两座。1954年江上夫公布了他发掘的6座墓葬的考古材料。[50]这批墓葬没有发现明确的棺椁和墓穴的痕迹,墓葬为单人葬,多为仰身直肢,头部或者上半身多高于下肢,头向为西或西北,墓葬中儿童葬的数量多于成人葬,墓葬中出土夹砂粗陶制的罐和壶较多,形体较小,罐类器物颈部有压印或刻划的点状纹带,墓葬中青铜器和铁器出土较少,铁器有镞和刀,铜器有钗、指环和牌饰等,玉制的管或珠类小饰品较多见。江上波夫认为这是东汉到魏晋时期的鲜卑墓葬。[51]

  1944年东亚考古学会委派驹井和爱到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测绘和调查,这次发掘共持续了10天。驹井和爱采用了探沟发掘法,发现了汉代和辽金元时期的遗物,并在对古城测绘基础上绘制了平面图。他结合文献和发掘资料认为南城为汉代成乐县遗址,中城为辽金遗址,北城为北魏盛乐遗址。[52]1949年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与勘探证实北城为隋唐时代遗址,汉城以北为北魏盛乐遗址。[53]驹井和爱之所以出现误判与当时考古发掘的北魏遗迹较少,不能区分北魏遗物有关。他所说的汉城北墙,实际是唐城的南墙,汉代北墙在唐城南墙以北不远的地方,痕迹已经不是很明显。驹井和爱对和林格尔土城子的考古发掘并没有撰写完整的简报,只发表一个调查概要。从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当时的发掘状况及出土遗物,为我们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余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主,我国仅有黄文弼、袁复礼等少数学者参与了考察,这些考察留有英文、法文、日文等资料。内蒙古西部地区清末民国时期的地名与现代有很大的区别,这些资料利用起来非常困难。近些年随着对西北科学考察团、敖伦苏木古城、包头史前文化、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研究的深入,上述资料逐渐被发掘出来。这些资料保留了很多现在已经见不到的遗迹现象,如何深入科学的利用这些资料是我们的考古研究要面对的问题。

 

  注 释:

  [1][2]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3,66-125.

  [3]彼?库?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3;李荣辉.1892-1949内蒙古地区考古学史[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4.33-35.

  [4][5]彼?库?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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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驹井和爱.关于绥远的汉代成乐县遗迹[M]//中国都城?渤海研究.东京:雄山阁,1977.72-78.

  [53]张郁.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A].考古学集刊(6)[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7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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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荣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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