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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以青铜器为中心
2020年07月28日 10:04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成璟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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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摘 要: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尤其是出土了大量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重要遗物,在完善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基于新材料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有关东胡、燕文化等重大研究课题方面,逐渐厘清了以往的认识,揭示出东北边疆地区繁荣活跃的文化交流场景。

  关键词:东北地区; 青铜时代; 新发现; 研究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史前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之间的人群迁徙与文化整合——兼论民族学上的‘辽海民族走廊’与考古学上的‘东北文化区’”(16JJD780012); 2016年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从辽河到汉江: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青铜时代的交流与互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成璟瑭,1978年生,文学(考古学方向)博士,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多发现、多研究、多交流、多合作的繁荣时代,东北地区虽位于中国的边疆,考古工作却很活跃,纵观中国考古学史,东北考古与中国考古同步同岁,是中国考古的演兵场、试验田,甚至是引领者。(1)

  新世纪,新视野,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也有新收获,本文将梳理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与重要研究成果,并以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东北亚的视野进行讨论与研究。

  一、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新发现

  学术界讨论的东北地区一般是指考古学上的“东北文化区”,是大兴安岭、燕山山脉、小兴安岭以及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等山川水系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并且根据区域内的山经水系,还可以细分为7—9个更小的地理单位。从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域看,东北文化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与河北北部等地区。

  一般认为,参照中原地区的时代标尺,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夏至早商阶段、商代晚期、西周到春秋阶段、战国阶段。(2)新世纪以来,以上四个阶段均有重要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成果。

  夏至早商阶段的重要发现有辽宁省北票市康家屯遗址、(3)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遗址、(4)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遗址、(5)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上机房营子遗址与西梁遗址、(6)辽宁省阜新县界力花遗址、(7)辽宁省阜蒙县代海墓地、(8)辽宁省朝阳市上河首遗址、(9)辽宁省大连市大王山遗址一期(10)等。其中,康家屯遗址、三座店遗址与二道井子遗址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城址,这三座城址都曾被评选为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也都有少量小型青铜器的出土,稍有区别的是康家屯遗址与三座店遗址都是石城址,二道井子遗址是保存完好的土城址,此外,三座店遗址可确认有马面,并且是大小两座城东西并列的格局。上机房营子遗址与西梁遗址是相距不远的两处复合遗址,其中上机房营子遗址包含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西梁遗址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相对而言界力花遗址是一处单纯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小型墓葬群,另有少量灰坑发现,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但以陶器、石器为主,暂时没有青铜器出土。代海墓地位于辽西区与下辽河流域的交界位置,墓地体现的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高台山文化混杂交糅的复合面貌,出土有少量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的小型青铜器。上河首遗址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目前资料在整理中。大王山遗址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可分为两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年代应为夏代,出土有大量磨制石器,暂时没有发现青铜器出土。除了以上典型遗址之外,新世纪以来出版了《肇源白金宝》(11)报告与《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12)《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13)等。《肇源白金宝》主要介绍了1986年对松嫩平原的黑龙江省肇源县白金宝遗址的发掘情况,其中的白金宝一期文化与小拉哈文化年代相当,大致相当于夏至早商阶段;其余两本报告主要介绍了在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调查情况,也有一些相当于夏至早商阶段遗址的发现与确认。

  商代晚期的遗址相对较少。2011年发掘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14)应为商代晚期阶段长江以北最早的铜矿遗址;(15)吉林省双辽市后太平墓地的第4层与少量遗迹单位,相当于商代晚期阶段;(16)辽宁大连大王山遗址是一处生活遗址,其第二期相当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年代约为商代晚期阶段。(17)此外,近来报道在辽宁省绥中县东王岗台村发现有一批青铜器窖藏,(18)经初步研究,年代大致也为商周之际。

  西周到春秋的遗址又逐渐丰富起来。代表性遗址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关东车遗址、(19)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上机房营子遗址与西梁遗址、(20)辽宁省本溪县新城子墓地、(21)辽宁抚顺关门赵家坟石棚、(22)吉林双辽市后太平墓地(23)等。关东车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阶段的龙头山类型,墓葬形制为典型的袋形灰坑套土坑竖穴墓,出土有青铜器和陶器等;上机房营子遗址与西梁遗址也有少量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其中上机房营子遗址还出土有青铜器;新城子墓地是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的重要发现,该墓地以盖石石棺墓为主,出土典型的美松里式陶壶,暂时没有青铜器出土;赵家坟石棚位于抚顺关山水库淹没区,从出土陶器来看,大致属于春秋时期;后太平墓地是近年来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该墓地的37座墓葬以及2座灰坑均属于西周—春秋时期,且从出土遗存的特点来看,该墓地与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小黑石沟》(24)全面系统报道了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遗址及墓地以西周—春秋时期为主体的所有遗存,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新世纪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此外赵志伟报道辽宁省北票市博物馆收藏的短茎式铜剑,1号、2号与4号的年代也被推定为春秋时期。(25)

  战国阶段的重要发现主要是五处墓地,即2002—2003年发掘的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井沟子墓地,(26)2000—2003年、2011—2012年发掘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7)2004年发掘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于道沟墓地,(28)2003年发掘的辽宁朝阳县吴家杖子墓地,(29)以及2013年发掘的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宫家营子村的铁营子遗址(30)等。井沟子墓地的上限大概可以早到春秋晚期,主体年代应该在战国早中期,其文化属性与该地区前一阶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较大差别,很可能是文献记录的东胡;(31)东大杖子墓地是近年来东北地区战国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尤其是随着M40与M47的发掘,有关墓地的年代、性质、布局、属性等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于道沟墓地与东大杖子墓地相距不远,从出土资料看,该墓地与东大杖子墓地的部分墓葬结构相似,遗物组合一致,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两个墓地;吴家杖子墓地虽位于朝阳县境内,但直线距离与东大杖子墓地、于道沟墓地相距都不算太远,结合其墓葬结构与出土遗物,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这三座墓地的紧密关联性;(32)同样性质的墓地还有内蒙古喀喇沁旗的铁营子遗址,目前材料还没有正式发表,但从赤峰博物馆展出的该墓地部分展品来看,其年代、性质与东大杖子墓地、于道沟墓地、吴家杖子墓地等基本一致,可以看作这种文化遗存在老哈河流域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在辽河的二级支流寇河、清河流域,因高速公路建设先后发掘了辽宁省西丰县的东沟遗址与墓葬、(33)永淳遗址与墓葬,(34)据发掘者推断,两处遗址性质类似,年代相当,均为战国晚期到汉初。此外,近年来在东北地区零星调查发掘的辽宁抚顺河夹心墓地、(35)吉林抚松大荒顶子积石堆、(36)蛟河临江村石棚墓(37)等,其年代上限或为战国时期,部分遗址的下限则可能进入两汉纪年。2010年出版的《朝阳袁台子》(38)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79年以来,在辽宁省朝阳县一带发掘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年代虽然跨度较大,但还是以战国时期为主,是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战国时期考古的重要成果。

  二、新发现青铜器的种类与特征

  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开始的年代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当,但是在东北地区内部,青铜文化又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均衡性,相对而言,辽西地区青铜器文化比较发达,辽东地区以及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等地区相对较差一些,黑龙江北部的三江平原地区等地暂时还没有明确的青铜器发现。总体来说,相对于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够发达。(39)

  夏至早商阶段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近十年来也只有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出土有零星的小型青铜器。其中康家屯遗址T2604④发现一件铜刀,二道井子遗址F22发现一件铜刀、F6发现一件铜耳环,代海墓地M8出土两件铜镞、M20发现一件铜耳环。从出土青铜器来看,仅铜刀、耳环、铜镞三种,且两把铜刀形制基本相同,均属于翘尖弧刃形,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的铜刀;两件耳环也形制相似,均为圆环形,扁喇叭口,只不过二道井子出土的耳环是双口相对,代海墓地出土的耳环为单喇叭口形;两件铜镞形制较为特殊,属于宽柳叶有茎铜镞,这种形制的铜镞似与喇叭形耳环一样都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

  近年来发现属于商代晚期阶段的青铜器也比较少,新世纪以来仅辽宁省绥中县东王岗台窖藏就确认有22件属于这一时期的“北方式青铜器”,这22件青铜器包括铃首剑1件,环首刀4件,菌首刀1件,啄戈5件,管銎斧3件,方銎直斧7件,鞘1件。目前辽河流域出土这类铜器的地点已经达到12处,(40)其中位于辽西走廊西端的有兴城杨河、(41)绥中冯家(42)以及绥中东王岗台,这三处遗址均属于窖藏性质,并且都是只出土“北方式青铜器”,器物组合以武器类与工具类为主,年代基本都为商周之际,因此我们推测其埋藏背景应该大体相似。

  西周到春秋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阶段,东北地区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遗存以及辽东地区的“双房文化”、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等都有比较丰富的青铜器出土,尤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青铜器种类丰富、数量众多,非常引人瞩目。遗憾的是,近十年来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遗址,虽有青铜器出土,但种类与数量相对有限。关东车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阶段龙头山类型,在该遗址的M1里,共发现六件青铜器,分别为一件铜斧、一把铜刀、一件铜坠饰、一件铜扣与两件铜环,铜刀为直背弧刃形,铜斧为方銎直刃,均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典型器物,铜坠饰、铜扣与铜环在其他同类遗址中也常见,应为墓主人生前用品。上机房营子遗址仅在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H166里出土一件铜环,也为该文化中常见遗物。后太平墓地位于东辽河下游,共发掘37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这些墓葬中随葬青铜器、陶器、石器以及骨角蚌器等,因为该墓地虽有白金宝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因素,但其地域特色仍很明显,有学者建议称其为“后太平文化”。(43)后太平墓地发现的铜器主要有武器、工具、装饰品等。武器为9件铜镞,2件为四棱形铜镞,7件为双宽翼有茎铜镞;工具为5件铜刀、4件铜锥;装饰品有铜泡(6件)、铜环(10件)、铜坠饰(3件)、铜饰件(14件)以及铜片(1件)等。此外,在前期调查过程中,还采集到铜刀、铜镞、铜环、铜饰件等,形制与墓地出土品类似。后太平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数量不多,但从其形制与组合关系来看,与目前所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白金宝文化等都不完全一样,似乎验证“后太平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近年来东北地区出土的战国阶段青铜器比较丰硕,上述五处典型遗址均有数量不等的青铜器出土,其中以井沟子墓地和东大杖子墓地尤为突出。井沟子墓地共发掘58座墓葬,9座灰坑,只有4座墓葬与7座灰坑没有出土青铜器,其余54座墓葬,2座灰坑均有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以装饰品为主,武器与生产工具相对较少。据统计,井沟子墓地共出土铜泡435枚,发掘者将其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直径2厘米以下的小型铜泡最多,有330枚,此外还有27枚双联泡;其次为耳环,共有79件,绝大多数耳环都是扁圆形的铜丝卷曲成弹簧状,形态相对统一;管状饰共有64件,发掘者将其分为大小两类,分别有49件与15件;各类饰品较多,计有“S”形卷云纹饰(48件)、变体鸟形饰(2件)、变体鸟首形饰(6件)、联珠饰(3件)、涡纹铜饰(5件)、铃形饰(17件)、狐首形饰(12件)、贝形饰(5件)、马形饰(2件)以及三类坠饰(57件)与其他各类形态独特饰件5件;铜铃2件、铜环5件、铜链1组、铜箍31件、铜珠33件;武器类为铜剑2件,铜镞9件,2件铜剑形制接近,均为直刃匕首式,铜镞可分为有銎三翼镞(8件)与有茎三翼镞(1件);工具类为铜刀15件,铜锥14件,铜针、铜匕各一件,15件铜刀皆为齿柄小刀,翘尖弧刃。

  东大杖子墓地位于辽宁省建昌县,属于大凌河上游地区,累计7次发掘,共发掘墓葬47座,其中有34座墓葬出土遗物,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有25座。从出土青铜器的种类上看,武器最多,其中出土铜镞379件,是东大杖子墓地最多的一类青铜器;其余还有短茎式铜剑17件,其中8件短剑附有青铜剑把,2件剑把为金质,另单独出土剑把2件,另有铜铍1件;胡内式铜戈14件,短内式铜戈3件,铜矛4件,其中3件铜矛与胡内式铜戈共存,有可能组合为3套铜戟。青铜工具大约20件左右,主要有铜斧、铜钺、铜锛、铜凿、铜刀、铜削等。青铜车马具也比较多,除盖弓帽、节约、管状器、箍状器、铜环、套接饰品等小型车马器外,另有成套车马器18件(套),其中辖軎9套(18件),马衔6套(12件),马镳3件。青铜容器大约20件左右,主要有鼎、豆、壶、敦、匜、洗等。青铜生活用具中带钩数量最多,共有43件,另有方策、铜勺、铜环以及包括动物形饰件在内的各类铜饰件等。除此之外,辽宁省葫芦岛市博物馆与建昌县文物局还收藏有一些早年在东大杖子墓地征集以及追缴的涉案文物。经初步整理发现,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青铜器特点迥异,容器类青铜器基本都应该是中原地区风格,结合对铜匜等薄壁类铜器做的检测结果,(44)这类容器与中原及南方地区同类器成分类似,工艺接近。武器类青铜器情况比较复杂,胡内式铜戈、铜矛等武器与中原地区尤其是燕文化范围内同时期出土的同类青铜武器形制接近,短茎式铜剑、短内式铜戈等明显具有东北地区特色,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45)此外,从对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青铜镞的初步研究结果(46)以及金质剑把手、动物形铜饰件等来看,似乎又与北方地区青铜器有一些联系。青铜车马器、生活用具等有待进一步研究,初步判断其与同时期中原燕文化关系密切。

  于道沟墓地也位于辽宁省建昌县境内,吴家杖子墓地位于朝阳县境内,吴家杖子墓地与东大杖子墓地的直线距离约为80公里,于道沟与东大杖子墓地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从墓葬结构与出土遗物组合看,这三处遗址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同一文化。于道沟墓地出土的胡内式铜戈、铜斧等,吴家杖子墓地出土的铜镞、铜刀、铜环等均在东大杖子墓地中可以找到相似遗物,只是吴家杖子墓地出土一件连铸式铜剑,不同于另两处遗址出土的短茎式铜剑,很可能是中原地区直接流入的。

  辽宁西丰的永淳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墓葬中出土有铜环、铜珠等,根据出土陶器分析,年代可能为战国晚期或更晚。西丰东沟遗址虽没有青铜器出土,但在地表采集到短茎式铜剑的剑把头饰,墓葬有石棺墓、土坑墓与盖石墓三种形式,土坑墓与盖石墓几乎没有随葬品,石棺墓出土典型的美松里式陶壶,可与本溪新城子墓地的墓葬结构、遗物组合等排队比较,其年代上限或可以到春秋战国之际。

  三、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学术界对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使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更为清晰。

  在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近年来通过对辽西地区、辽东地区一些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深化以下几方面的认识。一是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大概与“禹传启家天下”时代相当,在这一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等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且这些早期青铜不仅不是由中原地区传播来的,而且性质各异,(47)体现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同步。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拥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以及严密城防体系,引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二是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是青铜器却相对单薄一些,只为少量铜刀、铜环、铜镞等小型铜器,这些青铜器显然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以武器和礼器为主的青铜文化风格迥异,虽不能完全排除本地生产的可能性,但其应该与北方地区或者欧亚草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盘庚迁殷”也就是商代晚期阶段,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也几乎同时发生了变化,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存在几个特点。一是这一时期遗址相对较少,辽西地区魏营子文化的数量与前后阶段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均无法比拟,其他区域也有类似情况。二是这一时期外来文化系统青铜器增多,且多为窖藏性质,无论是以往在辽西地区发现的大量商周青铜器窖藏,还是包括新近在辽西走廊一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器窖藏,周围都没有明确的大型遗址,有关这些遗址的埋藏背景值得深入研究。三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东北地区有明确青铜开采与冶炼遗址,新近发现的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年代约为商晚到周初,目前在辽西地区还没有明确的更早的青铜开采遗址,(48)喜鹊沟等商末周初的青铜开采遗址应该是下一阶段东北青铜文化重大发展的有力支撑与保障。

  以“武王伐纣”西周建立与“三家分晋”春秋战国交替为上下限的西周到春秋时期是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遗存早期阶段、双房文化早期与中期阶段、西团山文化早期与中期阶段、白金宝文化等,都是相对发达的青铜文化,尤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遗存,其影响一直到华北北部的海河流域、山东半岛北部以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等地。有关青铜短剑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笔者也曾对这些观点发表评述。(49)新世纪以来,笔者通过朝鲜半岛青铜短剑的综合研究,结合中国东北地区相关材料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提出“二元起源”的观点。(50)严密的年代学证据表明,辽西地区与辽东地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分别产生短茎式铜剑,后来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借鉴。但由于拙著语言障碍及发表时间较短等问题,暂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评论回应。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也有几个特点。一是青铜文化面貌发达繁盛,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质量,遗址的规模、范围、密度等,前后时期都无法比及。二是青铜文化的多元性,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区特色,多种文化背景的青铜器,构建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在中国以及东北亚的重要地位。就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其与东北地区的魏营子类型、高台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并出土有大量成套的中原青铜礼器与具有浓郁草原风格的武器、工具和各种牌饰。(51)三是青铜文化背后的多种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东北的诸考古学文化,体现不同的经济形态。夏家店上层文化体现的是一种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复杂经济形态;而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遗存,目前反映经济形态的材料并不多,从有限的材料看,这种文化体现的也是农业、牧业以及渔业兼营的复杂背景,(52)但是这几种经济形态都不甚发达,可能是互相补充,互为支撑;双房文化反映经济形态的资料也不多,它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一样,可能都是不甚发达的农业基础上的多种经济并存形态;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材料丰富,从目前的材料看,这种文化还是以渔猎为主的掠夺性经济形态,农业经济等生产性经济比重较弱。

  在“六国纷争,秦统天下”的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传播与普及,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在青铜器向铁器的过渡阶段,青铜器自身仍保持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一是随着战国燕文化的流入,尤其是到了战国中晚期,东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中原因素逐渐强烈,呈现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强烈的碰撞与融合。二是战国时期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仍然辽西地区相对发达领先。从中原式铜戈、(53)东北系青铜武器(54)以及典型陶器组合(55)等来看,还存在由辽西地区向辽东地区,并波及第二松花江流域与朝鲜半岛等地的情况。三是以东大杖子墓地为例,中原战国燕文化的传播,在战国早中期是中原典型器物的直接流入,并与东北土著的青铜文化融为一体,互为组合,但墓葬结构、埋葬习俗等仍然是与石构墓葬有关的强烈东北地区传统;到了战国晚期的东大杖子墓地M40、M47,积石土坑墓完全由土坑竖穴木椁墓等取代,墓葬形制、葬俗葬仪等都体现浓郁的中原文化特色,这一时期,墓主人可能也由东北土著首领变化为中原王室成员。

  四、结语

  以上我们通过近年来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结合以往的研究与认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得出几点认识:

  (1)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发展是交错的,衰退是同步的。由于辽西地区处于欧亚草原东端,在东北各区域中也最邻近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在此交汇碰撞,融合产生新的考古学文化,始终引领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并以辽西地区为据点,波浪式影响到辽东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以及东北其他地区。

  (2)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整体发展变化的节点都与中原文化密切关联,可以说中原地区的文化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与变迁。

  (3)虽然中国东北地区到了商代晚期前后才有明确的铜矿开采与冶铸证据,但从目前掌握的线索看,也不能排除之前阶段受其他文化影响存在冶铸的可能性。西周春秋阶段是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多种文化传统交融发展;战国阶段,中原燕文化对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影响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并在战国末期取代了当地土著文化,这一背景可能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4)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随着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考古学文化也随之变化。朝鲜半岛北部持续受到中国燕秦汉文化的影响,最终汉设四郡以对其有效统治;朝鲜半岛南部也在青铜时代末期被迅速波及的铁器文化取代,并由西向东逐渐形成马韩、弁韩、辰韩三个部族,成为国家政权的雏形;中国东北的青铜文化经朝鲜半岛还影响着日本的弥生文化,直到弥生晚期邪马台政权的诞生,至此逐步形成古代东北亚格局。

  注释:

  1参见成璟瑭:《东北考古的交响乐:东北考古学研究(一)》,《华夏文化论坛》15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2参见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3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

  4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5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6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4、147—154页。

  7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界力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6期。

  8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代海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9参见辛岩、徐韶钢:《朝阳市上河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页。

  10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连市大王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东北史地》2014年第2期。

  1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时段也有涉及,以下从略。

  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他时段也有涉及,以下从略。

  14参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

  15参见王立新、付琳:《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4期。

  16参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后太平:东辽河下游右岸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的调查与发掘》,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连市大王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东北史地》2014年第2期。

  18参见成璟瑭、孙建军:《辽宁绥中东王岗台发现商周窖藏铜器》,《文物》2016年第3期。

  19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

  20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第55—143、155—157页。

  21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本溪县新城子青铜时代墓地》,《考古》2010年第9期。

  22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赵家坟石棚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参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后太平:东辽河下游右岸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的调查与发掘》。

  24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参见赵志伟:《关于北票市文管所收藏的几件短茎式青铜短剑的几个问题》,《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二辑),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444页。

  26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7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6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M40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M47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2期;成璟瑭、孙建军等:《葫芦岛市博物馆藏东大杖子墓地出土器物研究》,《文物》2015年第11期。

  28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于道沟战国墓地调查发掘简报》,《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6页。

  29田立坤等:《朝阳吴家杖子墓地发掘简报》,《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0页。

  30参见赵国栋:《赤峰古代墓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77—80页。

  31参见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95页。

  32参见成璟瑭、徐韶钢:《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铜镞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78页。

  33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西丰县永淳遗址及墓地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3期。

  34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西丰县东沟遗址及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5期。

  35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抚顺河夹心墓地发掘简报》,《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341页。

  36参见冯恩学、马天夫等:《抚松大方(荒)顶子积石堆调查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7页。

  37参见刘力、冯恩学等:《蛟河临江村石棚墓调查纪要》,《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102页。

  38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时期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9参见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

  40参见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再认识》,《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0页。

  41参见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考古》1978年第6期。

  42参见王云刚、王国荣等:《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43参见梁会丽:《后太平墓地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44参见王贺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出土薄壁铜容器的检测与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388页。

  45参见成璟瑭:《东北系青铜武器的初步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0—610页。

  46参见成璟瑭、徐韶钢:《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铜镞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第169—178页。

  47参见赵宾福:《从并立到互动: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辽宁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48参见王立新、付琳:《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4期。

  49参见成璟瑭:《中、朝、韩对短茎式青铜短剑研究的检视与比较》,《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84页。

  50参见成璟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研究——兼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比较》,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校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51参见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

  52参见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53参见赵镇先、成璟瑭:《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铜戈的考察——以中原式铜戈为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

  54参见成璟瑭:《东北系青铜武器的初步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600—610页。

  55参见李成载:《中国东北地域黏土带陶器文化的展开过程研究》,韩国崇实大学校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姓名:成璟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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