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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尺度
2020年07月20日 16: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琦 字号
2020年07月20日 16: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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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这是考古学者的明确目标。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尺度,如何把握?这是考古学者需要思考的。

  重建史前史

  在重建史前史方面,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以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为例。该卷主编为苏秉琦,内容除序言与后记外共分四章: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远古时代》用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重建了中国史前史。

  考古学可以重建中国史前史,充分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特点:善于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角度的宏观考察,避开了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远古时代》对中国史前史社会发展脉络的全面梳理,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中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农业发明人的传说,神农、烈山氏、弃、黄帝等,不一而足。这些传说人物都是考古学无法考证的。考古学可以确证的是,中国的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南方是稻的起源地。中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且各具特色,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时代的一种推想,五帝的说法也只是后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出来的古史传说。这些古史传说人物也都是考古学难以考证的。严文明指出:“现在还有人提出搞‘五帝工程’,这是不可能的。”(《不懈的探索——严文明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远古时代》将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一些部落集团分布地域相联系。这是一种探索,很难确证。仅部落集团的组成、部落集团内部各部落的考证,就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课题。

  如果考古学缺乏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所有关于考古学文化古史属性的讨论都将陷入歧义纷争的局面。《远古时代》分析了城堡的出现,总结了淮阳平粮台城堡的几个特点:规划整齐、防卫设施严密、有公共下水道设施、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有手工业设施、有宗教活动的遗迹。《远古时代》指出:平粮台城址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应是政治中心,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至于平粮台城堡的古史属性,《远古时代》没有考证。为什么?不具备考证的条件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平粮台城堡发掘近年又有了新成果,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李新伟据此推测,平粮台城堡“更像以大型都邑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之下较高级别的军事性聚落”(《东西对峙 何处中原》,《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8日第5版)。

  探索夏文化

  探索夏文化是考古界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应当感谢考古界与史学界前辈的睿智,在没有确定夏文化之前,他们提出了“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课题。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从徐中舒的著名论文《再论小屯与仰韶》发表算起,至今已89年了。

  探索夏文化,离不开二里头遗址。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一行在豫西调查“夏墟”。5月16日,在偃师县境内发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六十多年来发现了宫城、宫殿建筑群、城市干道网、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礼乐器群、青铜近战兵器、绿松石器作坊等遗迹遗物。二里头遗址是早期都邑遗址。以二里头都邑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原文化区的中心文化。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以上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成果都得到了考古界与史学界的确认,已成定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虽然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学术观点。二里头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是探索夏文化非常有希望的对象,只是缺乏确证,目前难以定论。面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确证夏文化与重建史前史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无法避开,后者可以避而不谈。

  确证夏文化,夏代文字材料的发现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潜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徐旭生,将见于商末周初的金文,《今文尚书·虞夏书》的《甘誓》一篇、《商书》《周书》,《周易》的封驳辞,《诗经》,《左传》,《国语》及其他的先秦著作作为第一等古代文献。在探寻史实中,“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采用的材料,甄选西周、春秋、战国人的早期传说,不敢轻易离析这些传说”。在谈及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时,徐旭生客观地指出:“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笔者认为,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前者为后人的追述,后者为当时的记述。现有的先秦文字材料均为后人对“禹”与“夏”的追述,即所谓历史记忆。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在香港购回的西周中期公盨,该器内底的铭文至多证明了禹其人其事盛传于西周。

  1977年11月,邹衡首倡二里头文化1—4期都是夏文化之说。在其后的二十年中,他在学术上几乎完全处于论战的状况。直至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全国性会议,才基本肯定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一个学术观点的提出,从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逐渐转变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走过了漫长的论战过程。论战的过程就是学术探索的过程。邹衡在二十年的论战中,坚持的是自己的“意见”,坚持的是自己的“观点”,坚持的是自己的“学说”,坚守的是一种始终不渝的探索精神。邹衡曾经坦言:“我并不认为我的一切论点都是正确的,总有需要修正、补充甚至改变的地方,经过讨论或者论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挖掘曾国史

  曾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曾国史可以说基本上是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考古学重建古史的一个成功范例。

  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安州所献六器铭”条,就有出土“曾”字铭文青铜器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遭受的三次盗掘,出土了“曾姬无卹壶”等成千件青铜器。从1966年京山苏家垄考古发现了“曾侯仲子斿父”铭文铜器算起,五十多年间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曾侯谏、曾侯犺、曾侯陭、曾侯絴伯、曾侯仲子斿父、曾伯、曾侯宝、曾穆侯、曾侯昃、曾侯得、曾侯與、曾侯、曾侯乙、曾侯丙等一系列曾侯墓,年代跨度从西周早期经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在一系列的曾侯墓及大量的贵族墓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有铭青铜器,确证了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郭家庙墓地与忠义寨、周台遗址、苏家垄墓地与遗址、义地岗墓群和擂鼓墩墓群及安居遗址主要为曾国遗址遗存;确证了曾国与楚国、邓国等有通婚关系;确证了曾国几百年来疆域范围的演变。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曾国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必将成就一部《曾国史》的问世。

  总而言之,考古学重建古史切莫简单地与后人追述的文字材料对号入座,出现“历史学者在东方论夏史,考古工作者在西方挖夏文化”的尴尬局面。考古学要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学科传统。古史在尚未得到当时文字材料确证之前,考古发现和研究永远在探索的路上。当然,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允许假说或推测。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说或推测,必须在已知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例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须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础上进行探索。如果任何未知假说或推测是建立在未知的假说或推测基础上,南辕北辙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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