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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2020年05月21日 09:45 来源:《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作者:孙周勇 邵晶 邸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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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 要:石峁遗址是21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回顾了石峁遗址的发现经过及考古历程,介绍了皇城台、外城东门等地点的最新考古成果及综合研究进展,并对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述评和反思,以期进一步推动石峁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关键词:石峁遗址; 考古发现; 研究综述; 反思与展望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批准号:17ZDA2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县级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的考古发现[1]。石峁城址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回顾了石峁遗址的发现历史及考古调查、发掘收获,对研究进展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述评,重申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三结合的大遗址工作模式,以期反思不足,进一步推动石峁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深入。

  一 发现历史

  石峁遗址因大量流散于海内外一些文博机构的玉器而闻名。1929年,时任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A.Salmony)曾在北京目睹来自榆林的农民求售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长53.4厘米的墨玉质“刀形端刃器”,经萨氏之手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2]。近年来的文物普查及调查发掘资料显示,榆林境内仅石峁遗址发现牙璋类玉器,有学者据此认定早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散欧美的一批墨玉牙璋源自榆林神木。据称大英博物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机构都收藏有出土于石峁遗址的牙璋或风格类似的器物[3]。数量庞大、器类独特、玉质迥然的石峁玉器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文物收藏家和玉器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考古学者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是在1958年。时年,陕西省开展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石峁山遗址”(即今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根据对调查信息及采集陶片等标本分析,调查队认为在石峁、雷家墕大队一带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东西约四华里、南北约六华里,包括三套城,以位于石峁大队皇城台高地的“头套城”最为清晰。报告建议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勘察。当年正值“大跃进”运动蓬勃开展,关于石峁遗址调查的相关信息遗失殆尽[4],遗址保护等建议亦未引起重视。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共同在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长城沿线调查时踏查并再次记录了“石峁山遗址”,判定为龙山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5]。

  1975年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在神木县高家堡公社前后四次共征集到玉器127件。当时文化站负责干部段海田称自1966年起至1975年的10年间经他收集的玉器最少有1500件之多。戴氏将征集的玉器进行分类研究,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6]。戴氏认为石峁陶器的年代接近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亦即陕西龙山文化,而玉器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与陶器属于同一文化遗存,另一种可能是属于殷文化。其后,戴氏将这批玉器的年代进行了重新修订,认为玉器与陶器都为龙山时代遗存[7]。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来到石峁遗址进行调查,亲见当地村民收藏的牙璋、刀、璧、璜、斧、钺等玉器并征集了其中3件[8]。同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房址、灰坑、石棺葬、瓮棺葬等遗迹,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采集器物包括玉、石、骨、陶器等类。发掘者认为,石峁遗址存在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早段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晚段与内蒙古大口二期文化同时,而石棺葬中出土的玉器当属于后段[9]。此次发掘对明确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遗址规模、性质及玉器埋藏环境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智荣在神府煤田考古工作时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陶器残片、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40余件,并征集到个别玉器。吕氏提出,石峁先民的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大量细石器的发现又表明他们还存在着相当发达的牧猎经济[10]。

  1992年,石峁遗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县文体局等多家单位先后不下数十次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征集了一些具有龙山时代特征的陶器、玉器及大量细石器等遗物。2006年,石峁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上海大学罗宏才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石人头雕像1件,并对当地村民、榆林地区收藏家进行了走访,见到了20余件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人头雕像[11]。调查者认为石峁雕像具有浓郁的地域性质,虽属于河套地区范围内,但却与河南、关中、陇东及更远的川鄂苏地区的商时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石峁巫觋集团的存在和社会宗教文化的反映,对探讨华夏民族的融合历史、族源、族属等问题提供了形象标尺与民族学研究参照系。

  2010年,神木县文体局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被当地文物收藏家收藏。2011年4月,神木县文体局专文呈报陕西省文物局,请求对石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派人考察,目验了一批收藏于神木当地及榆林市的龙山晚期重要文物,尤以玉器令人瞩目,特别是金玉合璧的铜齿环类器物。(图一)这批数量庞大的龙山晚期文物据传出自石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度重视,随即上报陕西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请求立项并给予支持。2011年,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2012年,石峁考古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

  图一据传发现于石峁遗址的铜环和玉环(神木市博物馆藏) 下载原图

  发掘工作启动九年来,石峁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石破天惊”式的重要收获。与此同时,石峁遗址的综合研究、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及遗址公园建设等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 考古调查

  2011年7月至9月,在陕西省文物局的积极推动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调查工作由孙周勇担任领队,主要工作人员有杨利平、胡珂、郝志国、刘小明,技工马平志、王阳阳等。此次调查共历时45天,调查中首次运用数字化技术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采集了DOM正射影像、建立起DEM数字地面模型,同时采用“系统抽样”的采集方法收集遗物。通过城墙走向和陶片的分布密度对遗址面积重新进行了测算,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垣结构清晰,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12]。(图二)2015年,调查工作确认了城外有樊庄子“哨所”等石构预警设施,石峁城址的面积继续扩大,超出了原认知的石墙范围。从目前复查情况来看,石峁城址外围还存在着其他类似的预警设施。

  现在看到的石峁遗址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区分的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梁峁)上,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等遗存。由此看来,石峁遗址的总体地貌4000年来似乎没有太过剧烈的变化。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暗示着石峁城址的内部囊括有多个以血亲为纽带的小型聚落,但这些小型聚落之间的规模、功能、时代等问题依然不甚清晰。为了解决城址内部各类设施的布局及城址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等问题,2015年起又开展了石峁城址内的专门调查,本次调查主要由邸楠负责,持续时间约一年。在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西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魏唯一、徐舸、高升、吴小可、马乐欣参加了前期的野外工作,后因几位研究生实习结束返校,技工杨国旗、赵向辉、王阳阳完成了后期的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以地表踏查为主,为获取更多的信息,对暴露于断崖剖面的各类遗迹进行了清理,配合小面积的试掘。

  图二石峁城址结构示意图 下载原图

  调查结果显示,“皇城台”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窄梁通往外界。台顶面积约8万平方米,分布有成组的建筑基址,北侧还有“池苑”遗迹。皇城台周边以高达数十米堑山砌筑的阶梯状护坡石墙包裹,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错落有致,坚固雄厚,巍峨壮丽,局部墙体上还镶嵌有石雕菱形眼纹等装饰[13]。皇城台门址位于台体东北部,面向内外城墙,调查时尚可辨其两侧有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建筑。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者大量的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凸显出其威仪感和震慑力。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再向东南方向扩筑一道弧形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各发现四座城门,多数城门地表仍可见墩台、瓮城等石构建筑;在城墙的拐折处和邻近城门处修建有角台和马面等城防设施,可辨识的角台与马面总数已超过20座。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城址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崖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打磨平整的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以草拌泥粘接。(图三)

  图三石峁遗址城墙保存现状 下载原图

  石峁城址石砌城垣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残存最高处5米计算,总用石料量约12.5万立方米,其动用的劳动力资源远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担。石峁城址的石砌墙垣不仅是出于守卫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经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峁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

  城内共发现有十余处集中的居住区,其中多数分布于内城中,显示出内城在当时主要担负着生活区的功能。居住区内的房址集中分布,类型包括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建筑,不同类型的房址在面积及内部设施上存在着差异,表明房址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较大的地面式房址多建于皇城台周围的梁峁之上,居住者可能与当时生活在皇城台上的统治集团有紧密的联系,享有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内城中距离皇城台较远的区域和外城中发现的房址均以窑洞式为主。相比之下,外城内的房址面积更小且设施更加简陋。从房址的分布看,房址所在区域与皇城台之间的距离可能代表着居民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内城中皇城台周邻区域居民地位高于较远的区域,而生活于外城中的居民则地位最低。墓葬区多邻近居住区,表现出一种“居葬合一”的聚落空间形态。在城内一些地点(梁峁)之上还发现了走向可闭合形似小城的石砌城垣,为之前推测城内存在多个以血亲为纽带的小型聚落进一步提供了实证。

  图四皇城台工作区域 下载原图

  图五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 下载原图

  图六皇城台大台基东南角 下载原图

  三 考古发掘

  2012年—2019年,石峁考古队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及内城后阳湾、呼家洼、韩家圪旦、樊庄子、皇城台等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了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门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址、高等级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陶、玉、石、骨等遗物。

  (一)皇城台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2016年,目前已揭露出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台顶大台基南护墙。(图四—图六)皇城台门址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组成。广场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位于广场内侧、横亘于南北两墩台外的正中,为平面呈“U”形的石砌单体建筑,在其外侧的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当系铺设瓮城外的广场地面时埋入。南、北墩台位于广场西端靠近台顶处,夯土内芯外以石墙包砌,体量上北墩台大而南墩台小。门道内为石板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面的部分石板上发现阴刻“符号”。调查还发现了由皇城台通往内外城的道路,可能为石峁城内的“主干道”。

  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者大量的精力,在其周边调查发现有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高等级遗存。最新考古发掘中,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图七—图九)皇城台发现的制作铜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铜遗存之一,为探索早期冶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图一〇,图一一);数量可观的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国内数量较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发现,暗示着台顶存在着覆瓦类高等级建筑,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图一二);“弃置堆积”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图一三)以及“制作链”各阶段的相关遗物,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着大型制骨作坊。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者被集中安置于高等级贵族生活区,也是中国三代时期手工业生产的普遍现象。同时,数量明显超过石峁古城生产生活需要的骨针等日用品,可能还承担着石峁上层从周邻区域获取其他资源的交换物功能。

  图七皇城台出土陶斝 下载原图

  图八皇城台出土双把陶 下载原图

  图一〇皇城台出土石范 下载原图

  图一二皇城台出土骨针 下载原图

  皇城台还出土有不少于20件的骨制口簧(图一四),口簧在现代被叫作“口弦琴”,《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被称作“簧”,现今仍流行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区域及欧亚大陆大部分国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原始乐器,石峁口簧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形制完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是世界音乐史的重要发现,为探讨早期人群流动及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线索[14]。

  图九皇城台出土玉钺 下载原图

  图一一皇城台出土铜环首刀 下载原图

  图一三皇城台出土陶瓦 下载原图

  2018年在台顶发现了一座夯土筑芯、砌石包边的大型建筑台基,其上还修建有大型房址。台基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规模宏大,已揭露出的南护墙长度超过80米,最高处高约4米。南护墙上发现有30余件石雕,大部分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仍有部分镶嵌于墙面之上。(图一五—图二一)石雕多数为单面雕刻,技法以减地浮雕为主,内容可分为符号、神面、人面、动物、神兽等,最大者画面长度近3米,以正脸的神面为中心,对称构图,两侧为动物或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从层位关系和测年数据来看,台基南护墙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使用背景来分析,石雕可能来自其他高等级建筑,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这些石雕可能与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或修筑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先民对皇城台的精神寄托[15]。

  图一四皇城台出土口簧 下载原图

  皇城台的考古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固若金汤的石砌护墙将台体包裹为一个独立的空间,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的集中出土,成为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的重要证据,皇城台当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16]。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二)外城东门址

  外城东门址是石峁遗址全面揭露的第一处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尤以“头骨坑”及“藏玉于墙”现象引人注目。

  外城东门址位于石峁城址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石包土”的南北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图二二)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外瓮城平面呈近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与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两端留有缺口,形成进入城门的小通道。墩台以门道为中心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形制相似,均为长方形。墩台外侧地面之上有一道与墙体走向一致的宽约1.2~1.5米的砌石条带,状似“散水”。

  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东门主门道。门道宽约9米,朝向门道一侧的墩台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区域,南北各2间,两两对称。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内瓮城”结构。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地层关系显示,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夏代早期)地面之上,属于夏代早期增修石墙。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

  外城城墙与南北墩台主墙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分别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外城东门址周边共发现集中埋藏人头骨的遗迹6处,其中外瓮城外(K1)及门道处(K2)各发现埋置人头骨24具;东门址北端石砌城墙的墙体基础之下发现4处,埋葬头骨数量1~16具不等。殷商时期人祭礼仪中,甲骨文有载“斩人牲首”的方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战国晚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17]。石峁外城东门址附近所见集中埋藏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体之下,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关注,玉器或发现于墙体倒塌堆积之内,或发现于石块砌筑的墙体外缘[18]。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玉璜、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竹书纪年》记载:“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19]《晏子春秋》记载:“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20]石峁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峁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大满足了辟邪神话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

  图一五大台基南护墙1 1 号石雕 下载原图

  图一六大台基南护墙1 1 号石雕拓本 下载原图

  图一七大台基南护墙2 4 号石雕 下载原图

  图一八大台基南护墙2 4 号石雕拓本 下载原图

  图一九大台基南护墙3 4 号石雕 下载原图

  图二〇大台基南护墙34号石雕拓本 下载原图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建史上规划最为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21],设计精巧、结构复杂、装饰华丽,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即使在4000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22]及周边城墙上的马面[23]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东门址内、外瓮城的修建最大程度地延缓了外来势力进入城内的时间,创造了抵御外来侵入的缓冲空间,极大地提高了防御能力。从目前发现来看,石峁城址至少存在着21处马面遗迹,外城东门附近尤为集中,这些马面与城墙墙体同时规划并起建,附着于墙体之上,向城外凸出,疏密有致,间距集中在40米左右。这一距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使用武器的有效攻击距离(射程)。石峁瓮城与马面的发现及确认将中国古代同类城防设施的形成时间上溯至龙山时代晚期,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中国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同时也是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

  图二一大台基南护墙4 7 号石雕 下载原图

  图二二外城东门及周边城墙鸟瞰 下载原图

  (三)韩家圪旦居址与贵族墓地

  除外城东门址之外,石峁考古队还发掘了内城中的韩家圪旦地点[24],并试掘同处内城的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13]。

  韩家圪旦地点位于皇城台东南方向一处椭圆形山峁之上,系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葬遗址。除东南侧接马鞍部与其他山峁相连,墓地其余三侧均临沟壑,山坡平缓。清理房址31组(座),墓葬41座(包括石棺葬),灰坑27处,灰沟4条,遗迹间打破关系丰富,出土陶、石、骨器千余件。墓葬规模及随葬品丰厚程度的差异是体现死者生前财富、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规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者如M1,长约4米,宽约3米,深6米,墓室面积12平方米;最小则仅可容身。规模差异显而易见。大中型墓葬结构相似,墓主位于墓室中央,仰身直肢,棺外有殉人1至2人不等,墓室北壁均设壁龛,用于放置陶器等随葬品。

  韩家圪旦地点早期是作为居址使用的,晚期时居址废弃,作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更替。虽然该墓地被严重盗扰,但仍然从规模上能够判断其为石峁遗址内的一处大型贵族墓地,墓地主人出现了身份差异及等级区分,社会复杂化倾向加剧。

  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26]试掘的主要遗迹包括房址和墓葬,房址均为地穴式(窑洞),墓葬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其中呼家洼2012F3出土的鬲、斝、甗、豆、尊、喇叭口折肩瓶(罐)等是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工作以来最为丰富的一组陶器组合。另外,后阳湾2012F2内出土了鳄鱼骨板、2012M1发现了女性殉人。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距离约300米。从发掘情况看,哨所系在自然土峁顶部垫土找平后再修构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重“石围”,内围位于山峁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4米,宽约11米。除西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内围里外均未发现踩踏层面或用火迹象,但在石墙内侧有均匀分布的“凹槽”,应是在墙体内侧立柱所用的“壁柱槽”。

  从发现来看,除调查采集的一件玉铲之外,基本不见与“祭祀”相关的其他遗物或现象,但“内方外圆”的两重石围结构颇值深思。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柱子架撑的“哨所”,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迹共同构筑城外的“预警系统”。

  上述考古工作为探讨石峁城址的聚落结构与布局、兴废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虽然关于石峁遗址的认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开展和古动物、植物、古DNA及环境等多学科研究的介入而不断推进[27],但面对这么一处规模宏大、建构考究的大型石砌城址,对于其内部聚落结构、功能区划、城内人口、道路设施等关键性问题仍然在发现求证阶段。谜一样的石峁,仅露出了“冰山一角”。

  四 研究综述

  石峁遗址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戴应新对遗址重新调查并刊布相关调查资料,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亦随之开展。之后因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研究也随着资料的增加而逐步向前推进,特别是自2012年的系统性发掘开始以来,作为发掘者,我们及时地在各专业期刊及媒体上向学界及社会公布最新的发掘收获,目前发表简报4篇,研究论文22篇。2016年编著出版《发现石峁古城》一书,系统搜集整理了石峁遗址早期的考古资料,公布了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并对二者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在耗费周期较长的考古发掘报告出版之前,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28]。新的资料推动着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深化和扩展,目前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关于石峁遗址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文化属性及年代

  考古学研究中首先关注的是遗存的文化属性及年代的问题,自石峁遗址发现伊始,这一问题便成为了首要探讨的焦点。在本区域田野考古工作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石峁遗址最初的调查发掘者对遗址的认识多是建立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戴应新在研究中首先注意到遗址出土陶器与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的一定相似性,认为二者的年代也比较接近,在当时学术界对龙山文化的认识尚较模糊的情况下,将文化属性确定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或用“陕西龙山文化”统称之[6]。这一观点在一定时期内颇有影响。随后魏世刚通过比较石峁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各类遗迹、遗物的相似性,进一步将石峁遗存归入客省庄文化的范畴[30]。巩启明也将其划分为客省庄文化一个类型——石峁类型[31]。但在发现之初,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认识,张忠培最先敏锐地注意到石峁遗址陶器自身的特点,认为两者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32]。

  随着河套地区及邻近的晋中地区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学术界逐步意识到本地区自身文化面貌的特点,开始从宏观角度审视包括石峁遗址在内的陕晋蒙地区本土文化的性质与年代,石峁遗址逐渐被从客省庄文化的范围内分离出来。许伟对晋中地区新石器到西周时期的遗存进行编年研究时,将石峁遗址与河套地区的发现统称为“前套龙山文化”,并通过与晋中地区进行比较,认为这类遗存与晋中地区第四期的第十、十一段遗存较为相近,部分遗存的绝对年代已超出了龙山时代,已进入了夏纪年[33]。梁星彭也对“石峁被划入客省庄文化”持否定态度,指出其与晋、陕、内蒙古交界处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属于同一系统[34]。高天麟以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典型陶器——鬲为契入点,通过陶鬲的类型学分析,把握住双鋬鬲的分布范围,将陕北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晋中、晋南地区的发现概括为“黄河前套龙山文化”[35]。《晋中考古》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类遗存“无鼎、鬹,双腹盆及釜形斝不发达,单把鬲占一定比例,而以双鋬鬲、甗、瓮及尊为主要成分,是区别于其他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几个主要特征”,其分布范围“西起黄河西岸汇入黄河的诸支流,北达阴山脚下,南至侯马、河津一带。东北深入洋河和桑干河,占据了整个冀西北”[36]。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周邻地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准格尔旗大口、白草塔、永兴店、岱海老虎山、忻州游邀、神木寨峁、新华等一批重要遗址发掘材料的相继公布,进一步明确了这类广布于黄土高原东部的龙山时代遗存自身的文化特点,新材料使得有了重新审视这类遗存的条件。在这些新发现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文化命名,如朱开沟文化[37]、游邀文化[38]、老虎山文化[39]、寨峁文化[40]、大口文化[41]和新华文化[42]等。近期巩启明撰文指出以上试掘或发掘一个遗址后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很难以点代面以涵盖一方广大地区,而神木石峁遗址特大型聚落作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不妨称之为石峁文化[43]。而在如此大的空间范围,这类遗存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有学者又将这类遗存划分为老虎山遗存、杏花文化、东关文化等不同谱系[44],上述观点在部分学者各自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中也有所体现。

  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不断被新材料所完善,石峁遗存在这一时空框架内的位置及自身的分期问题也逐渐清晰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遗址的首次发掘中,发掘者在材料尚不丰富且缺乏直接地层关系的情况下尝试根据陶器的形态推定石峁遗址存在早晚两种时期的文化类型,是首次尝试对石峁遗存进行分期的重要探索。随着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同期遗址的发掘,“两期说”这一最初建立的年代学标尺逐渐被学界所接受。魏坚和崔璇认为石峁以M2为代表的遗存时代晚于龙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的大口二期文化遗存,当在夏的纪年之内[45]。张宏彦和孙周勇则进一步依据晋中杏花村遗址和内蒙朱开沟遗址中明确的层位关系,将石峁遗址的文化遗物划分为以H1与M2为代表的早晚两段,早段属龙山晚期,相当于客省庄文化的晚段,晚段则可能已步入夏纪年,但两段的文化性质确是一脉相承的,可以将周边的大口二期、新华、朱开沟一、二段、游邀早段、杏花村四期等遗存划入这一范围[46]。之后孙周勇进一步根据新华遗址的发掘材料,将河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六个发展阶段,石峁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新华文化晚期的“寨峁期”和“朱开沟期”,并推定其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至前1900年之间[42]。

  有学者在两期说的基础上又识别出一些时代更早和更晚的遗存,阎宏东将石峁陶器划分为A、B、C、D四组,其中A组可能早至龙山早期,属杏花文化范畴,而划入D组的两件调查获取的筒腹鬲和折肩罐则为年代更晚的遗存,可能属于李家崖文化的范畴,年代已到了商周之际[48],这一论断中首尾两个阶段的分期认识是之前研究中所未提及的。之后马明志在《中国北方地带史前至夏商时期陶鬲的谱系源流》中对石峁陶鬲的分组与阎文的认识基本一致[49]。

  2012年开始的持续大规模发掘为遗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使得遗存的分期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在石峁遗址新一轮的发掘工作中,在外城东门址和韩家圪旦地点找到了夏代早期遗存叠压打破龙山晚期遗存的直接地层依据。结合新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孙周勇将两期遗存的年代修订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2100年、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之间[50]。邵晶以近年来所获的调查、发掘资料为依据,首次对石峁城址的年代提出了“三期说”的分期方案,在此基础上还对城址的修建过程进行了讨论,将石峁遗存分为三段,其中A段与岱海的老虎山遗址和汾阳的杏花遗址年代相当,绝对年代推断为公元前2300年,而B、C两段的绝对年代分别前2100年和不晚于前1800年[51]。在这一年代标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根据调查中发现的典型陶片的分布范围和遗迹现象,勾勒出城址的初建、兴盛和衰败的发展过程,即早期修建了皇城台和内城,之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修建了外城,直至最后走向衰落。王朝辉还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调查发掘资料和2012年大规模发掘之后公布的资料进行了整合,将石峁遗址分为三期四段五组,三期分别为龙山时代、夏纪年、晚商和西周时期,而龙山时代又可分为早、晚两段[52]。这一分期方案其实是在前人分期方案基础上的进一步修订,文中第一期龙山时代早段与《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以下简称邵文)中的A段及《神木石峁遗址陶器分析》(以下简称阎文)中的A组基本一致,第一期龙山晚段和第二期的年代大体与邵文的B段、C段相当,但在部分单位的分组上与邵文的略有出入,而第三期即为阎文中所认定的年代至商周之际的D组遗存。上述各家对石峁年代和分期研究的观点,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修正的过程。石峁遗存的主体年代为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已被考古发掘中确切的层位关系所证实,也是目前所有分期方案的共识,在以上两期方案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细化段、组,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地层关系支持,尚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近期,我们依据典型地层关系及器物组合,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及最新考古材料,提出将河套地区所见的“双鋬鬲类遗存”命名为“石峁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致处在公元前2300至前1800年之间,石峁文化继承和延续了当地龙山时代前期遗存的基本特点和主体内涵,是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典型“北方代表”[53]。

  许宏撰文对目前学术界将石峁遗址的相对年代界定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表述提出异议,建议慎将史学概念引入考古学文化中,不宜将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两个分属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范畴的概念并用。文中还依据牙璋的形制特征及皇城台新发现的大台基石雕“旧物新用”现象,认为石峁遗址的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公元前1600年,而目前所知的石峁遗存,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而文化性质相异[54]。

  需要说明的是,发掘者将石峁遗址的相对年代与中原地区建立的文化编年进行横向比较,旨在将石峁遗存放置于中国早期文明视野下综合观察和分析。诚然,关于夏文化、夏代、夏时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时期等概念,其使用语境及代表的考古学物质文化具有较大差异。但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结果[55],若仍然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始年,夏代所处的年代当应涵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阶段,则夏代早期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石峁文化的主体内涵与二里头文化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石峁城址的相对年代处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

  关于石峁文化和石峁城址的绝对年代,目前出土器物的特征和系列测年数据均显示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根据皇城台东护墙内紝木等标本的测年结果,其修建和使用年代集中于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皇城台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顶部的F2内朽木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56],年代属于石峁文化晚期。而叠压在大台基南护墙上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双鋬鬲、单把鬲、三足瓮、喇叭口折肩瓶等器物,这些陶器呈现出典型的石峁文化中期特征。据此可知,皇城台大台基的修建年代不会晚于石峁文化中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玉器的早晚形制变化虽不如陶器敏感,但石峁牙璋不见二里头“龙头式”阑牙,显示出时代较早的形制特征。据其出土层位,石峁牙璋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阑部两侧有“单齿”为主要特征,与石峁文化中期遗迹相关;晚期阑部流行繁复的“多齿”,常见横视为牛头式(“业”字形)的阑部,发现于石峁文化晚期遗迹内。因此,石峁牙璋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

  最新考古发现揭示,石峁文化结束即石峁城址废弃之后,皇城台等地点还零星分布着一类以蛇纹鬲为典型陶器的遗存,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700年至前1600年左右。石峁遗址内发现的蛇纹鬲类遗存为探讨石峁城址废弃后的图景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目前围绕河套一带的以双鋬鬲、斝、盉、甗、三足瓮等作为代表性器物的龙山时代文化遗存仍有多种不同的命名方案,但其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渊流,目前的研究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北部起源说”,目前在学界影响较大。戴向明认为这类以双鋬耳为特色的鬲、斝、盉、甗、瓮、罐、盆、甑等器物构成的陶器群作为主要标志的遗存(文中称谓“游邀文化”)主要是在承袭老虎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双鋬鬲的最初形态当形成于岱海周围[57]。韩建业也认为岱海地区(文中称谓老虎山文化老虎山类型)为北方鬲类器物的发源地,从龙山早期到晚期处于一个积极对外施加影响的时期,表现为鬲类器物的大规模南下东进[58]。孙周勇进一步明确指出这类遗存与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最早分布于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关系密切,老虎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出了岱(海)—黄(旗海)地区,向南扩展活动范围,逐渐占领了地理位置优越、生产条件优越的南流黄河两岸,甚至向东越过黄河,抵达晋中吕梁山阳坡的峪道河,并且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杏花村四期、乔家沟Hl-6、游邀龙山遗存等[42]。巩启明认为陕北北部地区以石峁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从中原和本地龙山时代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北上的客省庄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南下的阿善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以及西进的游邀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主体是该地区发生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地域文化[43]。

  第二类与之相对,可以概括为“南部起源说”,张忠培从器物形态出发,通过双鋬鬲的排序,认为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使用双鋬鬲的遗存并非来源于本地的龙山早期文化,而是晋中地区杏花文化居民殖民于晋北和南流黄河南段东西两侧的结果[44]。段天璟进一步分析认为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双鋬鬲遗存研究当属杏花文化及其后继者同一谱系的文化遗存,而陕北地区的单把鬲遗存应与客省庄文化的发展及其后裔的北上相关[62]。苗畅通过对陕北地区双鋬鬲类遗存的分析,认为这类遗存的出现即是对本地区较早阶段遗存的继承和发扬,又受到了来自晋中地区杏花文化侧装双鋬鬲组合的强烈影响,可作为杏花文化的影响区域或边缘地带[63]。近来段天璟、董霄雷的《陕北地区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形成的鬲谱观察》一文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补充,通过石峁及邻近的寨峁梁、新华等五个遗址中出土双鋬鬲、单把鬲的排序,将陕北地区龙山至夏代遗存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归属为三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第一、第二阶段遗存分别属于杏花文化和永兴店文化,至第三阶段则出现了分化,新华遗址仍属于永兴店文化,而石峁遗址则被客省庄文化的后裔所占领[64]。

  诚然,每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受到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其中各类文化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此消彼长的动态演进过程,由于观察视野的差异,必然会得出一些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龙山时代中晚期始,这类以双鋬鬲、斝、盉、甗、三足瓮为主的遗存一直是构成河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因素(即“石峁文化”),由于对典型遗址的认定不同,目前对该类文化命名仍存在争议,但仅涉及到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问题。而这类以“双鋬鬲类遗存”为主体的文化是否需要予以拆分,背后则涉及到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问题,还需谨慎对待。

  关于以石峁遗存为代表的本地区龙山时代文化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到其受到了邻近的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这在巩启明、张宏彦、阎宏东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均有论述。近年来,随着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工作的开展及陶寺遗址大型考古报告的出版刊布,两处时空关系密切的超大型聚落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学界也跳出单纯陶器形态的比较,开始从一些复杂的文化现象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徐峰从玉器埋藏、彩绘及暴力现象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陶寺与石峁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相似性,存在着经济、文化和族群的互动,特别是陶寺文化晚期之后,与当地的东下冯类型之间没有渊源关系,可能部分向陕北地区发生了转移[65]。王晓毅从河套地区与晋南地区龙山时代出土的陶器、细石器、铜器、玉器等遗物及石棺葬葬俗的比较分析,勾勒出这一时期两地区文化互动关系的大势。早期老虎山文化南下带来了陶寺早期文化的变革与陶寺中期文化的形成,晚期以石峁都邑聚落为核心的新华文化强势扩张,又导致了陶寺中期文化的重大变化。而陶寺文化中的一些先进技术也被河套地区所吸收利用,石峁城内的夯土台基类的建筑即是运用了中原地区发达的版筑技术[66]。

  一些学者尝试放眼欧亚大陆,通过石峁遗址出土的一些独特的遗物,讨论其与欧亚草原的早期文明的关系。郭物认为石峁遗址中发现的石雕人像与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及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雕人像有着相似之处,陕北地区石人的出现可能受到了西北方向文化的影响[67]。罗森(J·Rawson)比较了石峁发现玉器、青铜器与陶寺、二里头以及俄罗斯阿尔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谷的同类器物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在陶寺、二里头遗存中的出现可能与石峁南迁相关,而整个草原和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则是共享文化的结果,而非直接接触[68]。李旻也持相近观点,认为:“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69]

  (三)玉器研究

  石峁遗址因大量玉器面世而首次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石峁玉器的专题研究成为中国早期玉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石峁玉器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发掘之前,由于研究对象为非考古发掘出土的征集品,学界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其年代。戴应新在最初发表这批玉器时,推断其时代存在两种可能,或是龙山时代或是商代,后进一步将时代修订为与遗迹同时,当是龙山时代的遗物[7]。有学者将以石峁为代表的陕北玉器资料分为铲、钺、圭和牙璋、刀、戚、戈、绿松石饰物等两组,年代分别为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晚期及早商,认为本地区的玉器缺乏清晰的发展脉络,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并未形成很强的玉器体系[71]。王炜林和孙周勇根据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对比研究,确认了石峁玉器的时代与遗址基本相当,应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在这一时期河套地区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玉器消费中心[72]。

  关于玉器的来源也有一些相关论述,邓淑苹认为石峁遗址征集的玉器部分属于舶来品,并指出其中牙璧可能来自辽东或山东,而侧面人头像、虎头与鹰纹笄则属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均属于东夷系玉器[73]。杨伯达则根据侧面玉人头像的特征和《山海经》中的记载,考证其为“一目国”或称“鬼国”,而石峁的玉料来源较为多元,甚至可能有来自今俄罗斯境内东萨彦岭的玉料[74]。权敏通过对包括石峁在内的陕北地区龙山至夏代玉器发展脉络的梳理,认为璧、琮、笄、玉虎头等数量较少的器物可能由文化传播而来,而牙璋、刀、戈、斧、钺等大宗玉器则是从本地起源和发展来的[75]。

  第二阶段为2012年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发掘开展之后,以石峁外城东门址的正式发掘为起点,发掘出一批有着明确地层年代及埋藏背景的玉器。其中首次发现的“藏玉于墙”的特殊现象,改变了之前学界普遍认为石峁玉器全部来自墓葬的推断。新发现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对于石峁玉器的关注,本阶段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集中在石峁玉器的出土背景、特点、用途等问题的探讨上。孙周勇、邵晶的《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一文,对石峁玉器的埋藏背景进行了探讨,首次明确了石峁玉器的出土地点,可以归纳为石砌门址周边、大型土坑墓、祭坛及祭祀坑三类遗存[18]。戴向明总结了石峁玉器的特点,认为石峁玉器种类繁多,玉料庞杂,兼具南北多元元素,但体型扁薄的端刃器和较高的玉器改制和再利用率显示出其自身鲜明的风格特点和制玉工艺,石峁集团应亦有自己的玉器加工和分配体系,只是自创的玉器种类少、而仿制外来品居多[77]。王晓毅通过分析碧村遗址出土玉器的文化因素,对包括石峁在内的河套地区玉器的出土背景、性质及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不同文化区内,对玉器这一稀缺资源不仅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知,还应存在大量的采玉及远程物资的交流行为[78]。何驽还对石峁玉器的使用功能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石峁是一座在农牧交错带上的边贸城市,发现的大量玉器以长度作为分级尺度,被当作一般等价物——货币所使用[79]。除考古学角度的研究外,一些学者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了解读。叶舒宪对“藏玉于墙”现象予以诠释,认为建筑用玉现象具有辟邪驱魔的精神防卫功能,并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玉门瑶台相关联[80]。殷慧慧将石峁遗址征集和出土的玉器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探讨了玉器所体现的石峁先民的祖先崇拜、太阳崇拜、宇宙观等精神文化思想[81]。

  第二类是玉器的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因与石峁年代相近的二里头、后石家河文化中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玉器,故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也成为一时的热点,特别是在石峁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一类大型礼制性玉器——牙璋,关于其起源问题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

  目前学界多倾向认为石峁发现的牙璋年代较早,中原地区乃至江汉地区牙璋的出现,则是受到了石峁的影响。邵晶根据石峁遗址的地层关系,明确了发掘出土的牙璋时代,大致介于龙山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牙璋[82]。秦小丽系统地分析了早期玉牙璋的分布与传播,认同石峁出土牙璋的时代较早,推测黄河中上游一带是二里头文化牙璋的起点[83]。邓淑苹也指出二里头文化中牙璋、长刀、玉戈等器类以及器表与“石峁式网格纹样”相似的“二里头式网格线纹”的出现,显示出二里头文化与石峁文化关系密切,含铁量高的墨玉甚至是被石峁先民垄断的专利玉料[84]。张国英通过分类比较石峁玉器与二里头玉器的特点,指出两地玉器存在礼制差异,柄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而牙璋则是石峁文化的重要礼器[85]。陈茜认为石家河文化与石峁之间存在双向的文化交流,石家河枣林岗类型中出土较多的钺、璋等玉礼器及锛、刀等工具类玉器占有较高的比重,或是受到石峁地区的影响[86]。

  此外,郭静云认为牙璋的雏形为玉刀,起源地为鄂西、川东及石家河,而石峁玉器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具有一定相似性,进而推断石峁遗址的玉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87]。

  第三类是所谓“早期玉石之路”的研究,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探讨史前时代玉器及背后原料、技术的传播。叶舒宪将史前用玉概括为“东玉西传”(玉教观念和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石资源传播)两大阶段,时间的交汇点恰在距今4000年前,而石峁古城很可能在这时充当着双重中介作用[88]。王强、杨海燕通过对龙山时代黄河流域海岱、晋南、陕北、甘青四个区域玉器的比较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存在着明确的双向文化互动,即器型和工艺方面的“东工西传”和玉料方面的“西玉东传”,还进一步探讨了战争、移民、贸易及上层的交流网等交流的具体形式[89]。潘禾玮奕根据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发现,认为玉石之路是逐渐、分段形成的,首先是从龙山时代已开始的用玉传统与牙璋、玉琮、联璜璧等玉礼器的传播,然后才是玉料的运输,玉石东传发生的具体时间目前仍不能确定[90]。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胡文高搜集了已流散的部分石峁玉器,编撰《石峁玉器》大型图录,这些玉器虽非考古发掘出土,但对石峁玉器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91]。

  就河套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除石峁遗址外,陕西神木新华、山西兴县碧村等多处龙山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玉器集中出土的现象,这一现象表明,兴起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石峁文化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已成为与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处重要的史前用玉中心。目前关于石峁玉器的研究,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解决。如石峁玉器的质料、产地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如何透物见人,了解当时社会对玉器资源的控制方式,也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四)石城与聚落社会研究

  石城与聚落社会的研究集中开展于21世纪初石峁遗址的系统性考古工作之后。石峁遗址系统性考古工作开展之前,受到田野工作局限性的影响,学术界对石城聚落的文化面貌的认识尚不清楚,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也无法进行,甚至在20世纪的一些调查中,一度对遗址内断续石墙的年代产生误判,将遗址周边的石砌城墙认定为战国秦长城[92]。2012年的系统调查重新确认了石峁遗址的城垣结构并精确计算了石峁城址的面积,特别是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的公布,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的史前门址,为我国古代建筑史及建筑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孙周勇和邵晶认为外城东门发现的双瓮城结构和附着于城墙上的马面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瓮城和马面实例[93]。马乐欣将石峁遗址发现的马面、瓮城及城墙与先秦的城址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石峁发现的城防设施为先秦时期城防及军事防御体系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94]。国庆华等从建筑结构及建筑技术角度将石峁外城东门址与中国国内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城门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复原,认为这种双台双墙双门塾式结构在世界城建史中属于布局最复杂、控制性最强的设计[95],而从建筑技术上来看,石峁包括有夯土、砌石、瓮城马面三种不同的传统,甚至显露出一些西方文化因素,多元建筑是建筑文化交流的结果,可能创造石峁多元特色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群体[96]。杜启明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石峁遗址的建筑文化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基因,但却给出不同的解释,对部分建筑的年代提出质疑,认为石峁发现的窑洞式建筑与土石建筑时代存在早晚,土石建筑出现是对相对先进的文化缺乏认知的单纯模仿行为,推测其时代可能较晚至商文化的范畴,而之前认定的紝木和瓮城也与文献记载的不同,则应该被称为“锚杆”和“障墙”[97]。

  吕宇斐等经过初步测量和研究,认为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门道方向为东偏北约31°,其设计建造可能与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方位有关,具有早期天文学的内涵[98]。外城东门址出土壁画的绘制工艺和技法也经过了科学的考察和分析,壁画上所发现的铁黄、绿土颜料以及阴刻起稿线的发现均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应用实例[99]。除了外城东门址备受关注外,石峁城墙的营建技术也有相关研究,吴小可分析了墙体上发现的孔洞以及残留朽木,对版筑横木说、脚手架说进行了辨析,认为其功能可能与《营造法式》中“絍木”的作用相当,主要起到稳固墙体的作用[100]。贺黎民对石墙建筑石料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属就地取材,并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还原石墙的砌筑方法并推算了修筑速率[101]。还有学者关注到皇城台发现的早期陶瓦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102]。

  一些学者还从聚落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王炜林、郭小宁通过对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聚落和墓葬表现出的社会等级及石峁出土的特殊遗物分析,认为石峁既是宗教的中心又是世俗权力的中心,两种权力在石峁体现出一种紧密的结合,通过神权而不是依靠武力可能是这一地区国家形态的基本模式[103]。戴向明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勾勒出龙山时代河套地区的聚落与社会发展脉络,归纳出与中原不同的“北方模式”,认为本地区在庙底沟二期和龙山前期尚未能孕育出高度复杂的社会,至龙山后期,气势恢宏的石峁可能已经成为晋陕高原的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性聚落,北方地区可能因环境原因社会发展长期滞后,而资源缺乏导致社会群体的竞争与冲突,致使龙山晚期社会复杂化出现跳跃式发展[104]。而石峁遗址与晋南的陶寺和稍晚的豫西二里头遗址,三者可能代表着先后兴起的三个早期国家,三者形成背景具有相同之处,即均位于各自文化和社会势力的边缘地带,又都受到外来文化势力的刺激或集团势力的冲击,都面对着周边集团的抗衡与竞争的压力[105]。

  孙周勇以榆林地区的考古资料为基础考察了本地区公元前三千纪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总结出相似的规律。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聚落等级差异不悬殊,之间未形成竞争关系,仅在后期出现设防现象;公元前2500年至前2300年,聚落规模差异逐渐显著,社会复杂化倾向加剧;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聚落规模出现了高度分化,区域性中心聚落涌现,形成了多层级的聚落系统和以石峁为代表的的早期王权国家[50]。徐舸调查了秃尾河流域龙山聚落的分布、等级、内部结构,并对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力图还原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动态发展过程[107]。陈小华、李芬通过河套地区古城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国、都规模的对接,石峁古城应类似该区的国,其他则只为大都、中都和小都[108]。张莉、孙周勇等通过分析石峁发现的各类遗迹现象后认为,石峁遗址中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人口远远多于同期中国其他地方,拥有大规模征集和管理劳动者的能力表明,其所在的黄土高原拥有比中原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反映出的复杂性甚至显示社会层级比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更早达到国家水平[109]。郭静云还借鉴欧亚草原南缘米努辛斯克盆地铜石并用至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族群的“共生现象”,推测石峁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内部可能也存在本地长居的农耕和渔猎族群的聚落和来自草原的流动的游战族之间的共生[110]。

  石峁发现的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祭祀现象及大量精美玉器及其与周邻聚落形成的多层级关系已经从宏观上展现出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已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这已是当下学术界的共识。我们认为,如果说城墙体石方量反映的城址规模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遗址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共同彰显出早期国家形态下“国”和“野”的具象特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遗址的统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权力及控制祭祀权力的可能,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

  (五)体质人类学、生业和环境研究

  为了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从石峁遗址系统性发掘之初,体质人类学、动物、植物、古DNA及古环境等学科研究便介入日常考古工作中,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陈靓对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祭祀坑和后阳湾地点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分析,外城东门址祭祀坑中发现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多为壮年,种族特征与内蒙古长城一带的土著居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头骨上留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可能与祭祀仪式或者卸取头骨有关,创伤则表明本地区可能为争夺资源而战争频繁[111]。而后阳湾地点墓葬中出土的头骨显示石峁先民的族属特征接近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下肢骨中相对扁平的股骨和胫骨,可能是长期劳作的结果,龋齿少发,推测石峁居民的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所占比例较小[112]。

  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是进行生业模式的基础资料。胡松梅、杨苗苗通过动物遗存种属的鉴定分析,认为石峁的经济类型为半农半牧,家养动物是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大量饲养猪和黄土高原习见的草原动物牛、羊,同时发现的扬子鳄骨板显示出遗址较高的规格[113]。植物遗存的分析也显示出石峁的生业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农作物种类较为简单,主要包括粟、黍两种小米,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豆科植物较丰富,其中以两种优质牧草草木樨和胡枝子为主,显示家畜饲养业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龙山晚期到夏代早期,比重呈逐渐增加之势,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也许在当时已经形成[114]。后阳湾地点出土黄牛的古DNA序列分析显示全部为家养普通牛,通过与周边地区出土材料的对比,反映出石峁先民与欧亚草原及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古人群存在着文化交流,而黄牛可能正是从5000年前的甘青地区进入中原的[115]。同一地点出土的猪、黄牛和绵羊的牙釉质锶同位素研究表明,猪、黄牛和绝大多数绵羊均来自本地,石峁先民已经能够饲养上述动物作为家畜并自给自足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116]。遗址中手工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当属皇城台出土的少量刀、镞、锥等铜器及铸铜石范,这些早期铜器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的同时,也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但由于材料较少,暂未找到明确的冶炼遗存地点,这些新发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苏荣誉通过出土铜器的形态比较,倾向于铜刀和石范环首刀的年代较晚,和中原商代器相若,目前的证据也尚不足以认定石峁具有铸铜工业,同时对冶铜术西来说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117]。

  环境是文化的载体,陕北地区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南缘,也是北方典型的半湿润、半干旱区向干旱地区的过渡带,独特的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人类文化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十分敏感。以往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从内蒙古中南部至陕北的河套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曾发生过降温事件,气候向干凉化转变[118],很多学者在环境变化这一背景下对本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阐释,认为环境变化可能是石峁古城的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孙周勇、邵晶认为石峁聚落的崩溃可能因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环境的干冷恶化最终难以为继[119]。吕卓民分析认为石峁古城的兴起也有环境的因素,农牧交错地带的生态环境虽然脆弱,但却为原始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农牧兼营的条件,无疑比单一的农业或牧业经营方式优越,而这就是处于农牧交错地带的文明发展可能会走在中原地区前面的原因[120]。孙永刚、常经宇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持续的降温事件,使得陕北先民的生业形态逐渐发生转变,表现为畜牧经济的崛起,而农耕经济的比重下降,这一变化初期带来的人群聚合、肉食的富足及农业的补给等因素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早期王权国家——石峁遗址的诞生,之后夏代中晚期本地考古学文化的衰落也与气候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密切相关[121]。

  (六)族属研究

  作为龙山晚期最大城址,石峁遗址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复杂的城防设施、众多的精美玉器、农牧交错的地理区位以及其处于临界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关键时间节点等因素,从确认其规模及城址结构开始,学者们就试图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先秦史学者沈长云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122]。此说一出,学界瞩目,甚至有学者直指黄帝都城昆仑[123],石峁城址黄帝都城说也在历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24]。陈民镇立即撰文回应,指出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的做法是危险的,并从世系年代、区域位置、筑城传统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都邑存在文化特征的不相称性[125]。此外,关于石峁遗址性质还有尧帝避洪水所居之幽都[126]、上古西夏都邑[127]、大禹治水与共工斗争时被毁的“不周山”[128]等多种说法。近来还有学者提出石峁城址的营建者为黄帝后裔的周人先祖[129]或北狄先民[130]的新观点。

  面对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作为发掘者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由于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将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背后的族群与上古历史人物对照匹配。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对此我们专门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131]。之后卜工也从时代、地望及以双鋬袋足陶鬲为代表的陶器多方面论证了石峁为黄帝、尧都之所的矛盾所在[132]。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晋西北一带。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一致,上承老虎山文化,下迄朱开沟文化,有着相同的居住方式及丧葬习俗,生活用器组合及形制发展脉络清晰可循[133]。因此,可以断定以石峁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是根植于河套地区自仰韶晚期以来久居于此的土著人创造的。随着时间推移其社会形态逐渐复杂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国家形态的高级聚落中心——石峁。

  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有鉴于此,在没有获得更多证据之前,将石峁遗址的性质定义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较为妥当。它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40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

  五 反思与展望

  石峁遗址的系统性考古工作至今已连续开展了九年,这一期间重要成果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将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与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及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创新工作理念与方法,放眼世界,不断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一)“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重大课题下的石峁考古

  2017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将“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确定为重大研究工程“考古中国”下推进中国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石峁遗址作为“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课题下的重要依托遗址,其发掘与研究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誉为“考古中国”项目中的典范。

  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在工作之初应该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树立课题意识、制定整体规划、围绕课题开展工作。作为典型遗址,石峁遗址的发掘始终将聚落考古理念贯彻其中,从外城东门址开始,先后选择试掘和发掘了内城中的后阳湾地点、呼家洼地点、韩家圪旦地点,城外的樊庄子哨所和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这一系列发掘地点的选择均有着明确的学术目的,涵盖了城防建筑、预警设施、居址、墓葬、宫城等不同的聚落构成要素。其目的正是通过有限的发掘面积最大程度地解剖遗址,建立对聚落结构的宏观认识。

  在石峁田野工作的初始阶段,我们就考虑利用考古调查覆盖面大、周期短的特点,将调查作为发掘的重要辅助和补充手段。在发掘工作的间隙,我们对石峁城址内进行多次专项调查,丰富了对城址功能布局及变迁过程的认知。同时我们还进一步扩大视野,在城内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对石峁所在的秃尾河流域史前石城的系列调查,旨在了解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的区域社会形态。2014年还对同属秃尾河流域的石峁遗址次级石城聚落——寨峁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一系列工作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石峁遗址放在整个秃尾河流域乃至河套区域去考察分析,讨论其在北方地区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所获材料也为本地区的考古工作长远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支持。

  (二)发掘理念与方法创新

  结合石峁遗址面积大、地形复杂的特点,考古队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田野考古新理念与新方法。因发掘对象为大体量建筑,有的还存在早晚多次改建现象,以往的探方发掘法多注重于揭示地层、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所反映的历时性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遗存完整性及遗存之间共时性联系的观察、分析、记录,考古测量的准确性也不高。故在发掘中,我们突破了传统探方发掘方法的一些限制,从聚落考古的理念出发,在能够对堆积过程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特定对象采用了“开放式发掘法”,优点在于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扩方或打掉隔梁,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遗迹,特别是大型建筑的完整面貌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发掘过程中强调尽可能完整地揭示聚落面,用活动面将同时期的遗迹联系起来,或将同一地层平面上的遗迹同时揭露出来,以便了解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

  在发掘过程中不仅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要求,做好传统的文字、绘图记录,还努力提高发掘现场的测量测绘水平,广泛采用数字化测图、无人机航摄、数字摄影测量和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测绘技术对遗迹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测量[134],完成遗址本体数字化,构建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可持续记录体系”及大遗址发掘的ArcGIS平台,为日后研究、维修和保护提供了真实档案。

  (三)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

  由于石峁遗址规模大、等级高,发掘中出土的各类遗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大量珍贵信息和更多实物资料,我们采用了考古发掘现场中文物保护的主动性介入,解决文物保护相对于考古的滞后性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

  2018年,在皇城台附近建立的“石峁文物医院”,将文物保护实验室建立在发掘现场,安排文保人员长驻工地,全程参与考古发掘。这一举措可使脆弱文物第一时间得到整体提取,及时运回室内进行清理以及保护修复工作,并通过对各类遗存的观察、分析,进行相关研究,实现了“精耕细作”的微观发掘。考古工作是认识遗址的基础,也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我们要求承担考古发掘工作的业务人员也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配合地方政府,对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积极建言献策。2017年12月,石峁遗址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8年9月,“石峁遗址博物馆”破土动工,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惠及群众,指日可待。

  (四)管理机构与立法保护

  在国家和省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石峁遗址的考古、保护和管理工作,2015年成立了副县级建制的神木县(市)石峁遗址管理处,与石峁考古队通力合作,共同担负起石峁遗址的相关文物工作。2016年陕西省政府颁布了《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为石峁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依据。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经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2019年5月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标志着石峁遗址拿到了申遗的预备入场券。

  (五)反思与展望

  随着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各类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收获成果的同时,问题亦不容忽视。考古工作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基础,也是制定各项保护规划的基础。石峁遗址面临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请的现实需求,如何在未来的考古工作兼顾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展示,将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摸索的问题。今后工作任务不仅是如何发掘解读先祖留下的物质遗存,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和解决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探索如何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唤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系统考虑发掘之后的遗产如何得以妥善保护,从智力和行动上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用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让考古成果惠及社会公众。

  如何更好地阐释遗址的文化内涵,需要不断拓展研究的空间和提高研究的层次,我们将继续扩大多学科研究的范畴,广泛吸纳海内外学者及研究团队,开展古DNA、古建筑、地质、环境、动植物、人类学、食谱、测年等综合研究,通过物质遗存的全面分析,迫近历史的真实。就目前现状来看,很多研究还多是停留在遗址个案研究之上,一些问题尚存在争议,相信随着进一步的发掘,会逐渐明晰起来。宏观视角的研究相对更加薄弱,如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跨地域、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石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开展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同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当然,这些研究可能需要多个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交流,统筹设计一些重大课题。我们也认识到,目前研究多偏重于文化现象的阐释,缺乏基础理论的深入探讨,这也是当今中国考古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譬如20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酋邦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实际状况,就需要深入思考。中国考古实践和历史发展过程归纳出“古文化—古城—古国”“邦国—王国—帝国”等理论和模式,需要像石峁这样的大型城址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来丰富细节,提供实证和个案。石峁或许可以成为将基础性考古的实践探索升华成为相关理论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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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孙周勇 邵晶 邸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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