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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纺织考古学与公众的纺织考古学
2020年05月14日 13:02 来源:《南方文物》2019年2期 作者:张倩仪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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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由笔者拟定架构,根据纺织考古专家王亚蓉教授的文章及口述,参考其他相关理论研究写成。文章回顾了中国纺织考古的历史及纺织考古学科建立的过程,详细介绍这个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要将纺织考古推向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辉煌的纺织及服饰历史,即公众的纺织考古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纺织考古;公众纺织考古;服饰史

 

  古代中国辅予衣冠重要地位,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兼中国是世界上育蚕缫丝最早的国家,纪元前就以丝织享誉世界,因此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发端很早的高超技艺、独特艺术,为中国文明的厚实基础添上砖瓦。

  然而文字上的记载,难以让人见证曾有的辉煌,纺织考古对以实物呈现中国的服饰史,十分重要。唯是纺织出土物极为脆弱,大部分只能藏在库房,长期受保护。除了用影像,难以展示给公众,因此中国的纺织文物虽然出土不少,服饰文化的辉煌面目还是难为人知。

  本文由笔者拟出架构,综合纺织考古专家王亚蓉教授的文章及口述,参以相关考古理论及研究而成。旨在说明纺织考古作为一个新学科,其性质是什么,及纺织考古面向公众的价值。

  中国服饰研究的开创者沈从文先生一直主张古为今用,念兹在兹。了解纺织考古学的目的和困难,有助了解纺织的公众考古学的迫切性。

  一、纺织考古作为学科

  纺织和衣服与人类文明发展密切相关。然而纺织品是有机质文物,在考古现场不易保存、不易提取。同为有机质文物,纺织品又比漆、木等更为脆弱,因此纺织考古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有机物的发掘方法、保存方法不同。中国的纺织考古亦有独特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如此早而丰富,而且持续不断的纺织品文物出土。

  过去没法建立纺织考古学,因为纺织品文物发掘困难,早期的衣服实物留存于世的数量极少。全国各地出土墓葬文物丰富,但出土有机质服饰实物的仅有一二,因而无法以历代纺织品实物为研究对象。纺织及服饰研究若限于以文献和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图画为对象,缺乏实物考证的话,关于服饰的形制、织造、装饰手法研究的资料匮乏,即难以建构古代服饰的历史样貌。

  中国早期纺织文物的出土源于20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在富商或本国政府资助下的“寻宝探险”活动,对吐鲁番、尼雅、楼兰古城、敦煌等地展开发掘考察,致使大批精美丝织品文物流向世界各地。

  自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奠下科学考古发掘纺织品的基石,中国纺织品历史的真正辉煌面目才逐渐被世人所认识。

  近年纺织考古领域受到各方面重视,引入大量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但相较骨角玉石、陶瓷、青铜等其他品类文物,纺织文物存世量仍然偏低,而且保护研究的人员稀少。因此急需建立及发展纺织考古学这一学科,以抢救、保护、传承即将消失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让公众有机会了解传统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服饰文化。

  201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建立纺织考古学科,以1970年代即参与纺织物考古工作的王亚蓉为学科领头人。作为中国最高级的学术机构,社会科学院对设立学科审批严格,考古研究所至今只设立了两门分支学科──甲骨考古和纺织考古。建立学科,说明纺织考古被承认为一门专门知识,有自身的体系,需要专门研究。

  二、中国纺织考古的历史

  1956年起,中国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和文物普查工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掘活动和出土文物较零散、不成体系,并且纺织品保护技术亟待提高。全国各地有零星的纺织品文物出土,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掘是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和定陵。这时纺织考古的研究工作亦初步展开,沈从文开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夏鼐也发表了数篇讨论纺织考古的重要文章。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中国纺织考古发展史的里程碑。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的数量之多、种类之丰、保存之完好,前所未有,引起对纺织品文物保护的重视。

  改革开放时期,各地发展基础建设,为了配合基建,发现并发掘大批古墓和遗址,纺织考古也因此取得丰富的成果。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墓葬和遗址有: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新疆尼雅遗址、新疆营盘遗址、青海都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辽宁庆州白塔天宫、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福建福州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周氏墓等等。这一时期,纺织品文物的现场提取和实验室修复方法愈臻成熟,保存下大量珍贵的纺织文物。同时,纺织考古研究也大大加强,陈维稷、王、王亚蓉、彭浩、李文瑛、武敏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王亚蓉还探索中国纺织考古领域的“实验考古学”方法,完成复织战国纺织品,获得张光直认同。

  到近年,北京老山汉墓、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河北省隆化鸽子洞元代洞藏,江西靖安东周大墓、赣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西汉海昏侯墓等的纺织考古项目均取得不少成果。

  随着近年科技考古的发展,纺织品文物的科技检测与保护也成为纺织考古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运用到实验室保护与研究中。

  有以上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史的研究得以丰富,有更好的条件还原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关于“纺织考古”学科

  1、研究目的

  纺织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独特分支学科。研究纺织文物的现场发掘和保护方法,对出土纺织文物的遗存作描述和分类,鉴定年代,判明用途与制造方法,并连同其他与古代纺织活动相关的资料,阐明古代纺织发展过程和规律,进而为阐明古代社会发展———包括不同地域的纺织文化特征,提供重要佐证。

  2、研究内容

  纺织考古学以出土纺织品为基本对象,建立调查、发掘、保护、研究及传承的系统,梳理以纺织文化为主线的人类精神文脉。主要的研究问题和方向包括:纺织考古的渊源与发展;纺织文物的现场提取方法;传统织物的修复保护研究,新型修复材料及保护方法的研发与应用;传统纺织发展历史,以及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传统织物的原料、产地、织造工艺、纹饰、材质研究;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制及思想;织造的人、使用的人和他们的社会;等等。

  (1)纺织文物的发掘和保护

  丝织品文物属于有机质文物,容易降解变质,因此很难在墓葬中保存下来,加上考古现场情况复杂多样,千墓难出一衣,发现了也很难起取,因此要总结考古现场应急处理提取文物的手段,研究及发展方法和工具,使出土的珍贵古代服饰得以及时抢救与保护。

  已出土的纺织文物,也会随着时间而劣化,需要长期监控。利用科技检测方法,分析纺织文物的状态,通过检测分析结果,选择针对不同状态纺织品的正确保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防止纺织遗存因自然力作用造成破坏。

  (2)文物鉴定和描述

  纺织文物要作断代和分类。基本上,纺织文物若出土于可判定年代的墓葬、窖藏、遗迹中,会根据墓葬、窖藏、遗迹的年代断代,若出土的年代无可根据,则对比具有绝对出土年代的纺织文物为基凖,通过出土层位关系,纺织文物技术及风格,判断其相对年代。

  接着分析纺织文物的组织结构,决定纺织物的品种,描述其技术;考虑其与出土墓葬等遗迹内其他讯息的关系,考查文献,研判其用途,了解其价值。

  纺织考古会发现文献未载的新品种,又或已知品种的新做法,均须详加分析及描述。

  (3)研究

  纺织考古所研究的,除了发掘提取保护等技术环节,还有纺织文化的内涵,即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体系,以至纺织文物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

  根据出土纺织文物,形塑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体系,是中国纺织考古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个体系包括因理念而形成的礼制服饰制度,因穿用而自然发展的日常着装,以及原料研究(桑蚕品种,缫丝工艺及相关环境生态,染料的来源)、技术研究(织造技术,染整工艺,织机的机械设计)、美术理念和表现(图案纹饰、印花染缬、金银织绣等);这个体系还要照顾中国广大地域的特色,反映各个时期的纺织科技水平和生产状况,以及技术传播和吸收。

  由于服饰文化是以物质表现的,而且含有美艺,因此不应光以文字描述为满足,还应做出视觉上的表达。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纺织考古研究在反映人类社会上的特殊价值。因为丝是中国第一种世界性商品,时间早,时段长,需求量亦大,因此传统丝织品暗藏了世界交流的讯息。中国的丝织历代均有发展,既有自主发明,向外传播,亦有技术吸收。这一层讯息必须依靠研究纺织文物的发展,对比古代其他民族的情况,才能显露,补文献记载所未详述的内容。

  3、研究方法

  纺织物出土的条件严苛,亦难以透过考古调查预知是否有重大发现。至今有完整的衣物出土的重大发现,大多不是预计之内的,马王堆汉墓亦然。有时根据墓主身份,期望有重大发现,但结果却未如人料。因此纺织考古仍以现场抢救起取为主,这对纺织考古人员是严峻的局面。何况无论考古队还是高校,至今几乎没有针对丝织文物研究保护和修复,培养专业人才的,更加深了后继之忧。因此本学科急需拟好现场操作的守则,订定起取保护的标准,纪录发掘的条件和方法,使纺织考古有据可依,有标准可考查水平,从而得以有效传续。

  (1)发掘前的调查研究

  虽然纺织考古出土结果未能完全预知,但考古调查以拟定研究计划,仍然可以尝试。

  考古调查首先是前期搜集资料,尤其是文献资料。中国重视衣饰制度,正史都有专章记载舆服制度,历史文献又多,由正史到笔记小说,林林种种;凡此都为纺织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

  其次,根据过去纺织物出土的墓葬分布,估计未来纺织物出土的机会率。纺织文物只是墓葬中其中一种文物,不会在地表或泥土层中有任何表现,亦未能以各种仪器帮助等新手段,推断墓中有无纺织品,因此只能透过考古工作者正常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航拍、钻探、试掘的结果,以及根据过去出土纺织物的墓葬的特征,加上文献调查的结果,估计纺织物出土的机会率,从而考虑发掘计划。

  若非抢救发掘,最好能拟出发掘计划。针对干、湿、冷……等不同发掘环境,预计要面对的困难,拟出发掘方案、应用的技术,以至还须研究的发掘问题等等,使能最大可能获得完整的出土物,以至获得最多的残片,并采集与纺织文物相关的其他讯息(出土位置、出土的共生状态等)。

  (2)出土后的保护研究

  出土的纺织文物,需要清理修复。纺织文物在墓中往往出土于贴近尸身的地方,受污染严重,又或受压而折叠扭曲,无法展开。要以不损害文物的方法,作清理修复。清理修复的状况亦千差万别,不下于出土的复杂程度。

  纺织品非常脆弱,出土后迅速劣化,保护十分困难。近年因应科学的发展,出土后的科技检测与保护成为纺织考古的重要研究方向。现在纺织文物的科技检测手段包括3D超景深显微镜、生物显微镜、扫描电镜、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X衍射仪、光纤光谱仪、氨基酸分析、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

  每一种纺织文物都有独特的品质,例如丝织文物,桑蚕茧的蛋白质组成和非晶质结构决定了它的特性:高强度、耐受化学品和微生物、低弹性、低延展性。然而由于非晶区的有序性差,且富含活性序列活泼的残留物,因此水、光、热和微生物都会令其劣化。若是装饰华美,加入许多其他物料的,更因不同物料需要不同维护而增加了难度(1)。未来还须继续为保护丝织文物研制多种科学方法和装置。正如考古学者伦福儒所言:“我们寻找、辨认、复原和保护的能力,不断改进。”(2)

  (3)纺织的实验考古学

  光靠文献,不足以解答纺织文物的所有疑问,尤其是与制造相关的疑问。实验考古学是验证我们对疑问的解答是否正确的重要手段。实验考古学“以实验为手段,来验证我们对古代的设想,及领悟古代情况的方法”(3)。

  实验考古学已发展一段时间。二次大战后掀起一股风气,想追求客观可见的真实,因而再受重视,1970年代有较大发展,在1980年代又受到重视理论的一派质疑,随着近年科技手段的进步,实验考古学再受到重视(4)。实验考古学在世界各地已有不少尝试,应用于研究新旧石器时代尤其多,甚至有重建新旧石器时代遗址,以体验其生活的实验。物料方面,多用于研究石器、陶器、金属等,也有野心更大的实验,如1947年有考古学家以木筏从秘鲁横渡太平洋,以验证南美先民能移居南太平洋上的岛屿的说法。

  用当时的方法做出古代的用具或用品,以了解当时的实况,这种想法很合理、自然,也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实验考古学也有它的限制,曾受不少学者质疑(5)。疑虑主要来自:

  1.欠缺扎实的理论基础,验证假设方面亦欠缺普遍适用性。

  2.欠缺严谨的科学实验步骤,包括在设计、执行、纪录及分析等方面。

  3.实验答案模棱两可,结论不确定。有时用不同方法可以做出同样结果。例如石器打制的实验,就经常有这种情况。因此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给出绝对的答案。

  实验考古学回应质疑的方法,是不断完善理论和实践,加上近年的新科技手段,使实验考古学又再受注意。而且实验考古学对了解技术过程,特别有效,是一种“既能有助于洞察技术过程、提供新角度,亦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6)。纺织与技术息息相关,十分适合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既可验证古代纺织实物的完整生产方式,了解所涉工序、时间及成本,亦启发今人进一步探寻的方向,例如马王堆的素纱禅衣的透明程度,实验结果起初只能做出近似效果,未能完全达到,即启发考古学家向捻丝技术方面追寻;纺织的实验考古学的另一点重要性,是纺织文物难以穿用,因此实验考古成品有助研究者洞察纺织文物上的设计细节的作用,例如复制马山楚墓的袍,试穿之下,才理解到腋下两片方布所做成的立体作用。中国早在1980年代已开始作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已累积相当成果和经验,马山楚墓袍的实验就是当年的成绩。

  开展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学涉及文献调查和对原件的研究,了解织物的用料、织法、染色、剪裁,复原纺织机具。其间涉及桑蚕物种研究(动植物学),机械研究(织机设计),有助了解相关时代的织造生产力。

  纺织的实验考古未必面对答案不确定的问题,但亦自当致力避免实验考古学面对的理论不足、步骤不严的问题。透过仔细厘清实验目的和待验的假设,拟出严格的实验设计,力争有系统地解答纺织史上的问题,并提升纺织实验考古学的理论。

  纺织实验考古要面对的还有成本效益问题。若实验对象是完整的纺织文物,涉及长时间、多环节的生产;精细的操作则涉及实验人员的技术能力;华贵的材料又牵涉高昂的成本。因此严格挑选实验标本,明确实验目的,十分关键。明清有相当数量的传世实物。且元明清以来,用料趋于奢华,如织金的出现;用工不惜工本。复制后世的纺织文物,对回答中国纺织服饰史的关键问题,较少迫切性,较少成本效益。而中国传统服饰历史悠久,越早期的纺织品,越难获得,因此以汉唐及以前的纺织文物为对象,以重现失传的纺织技术为方向,现阶段似乎较为合理。

  虽然纺织文物的实验考古方法有时费用较高,但成品亦可以用于展览,生产过程可以纪录,均有助弥补纺织文物难以展出的问题。

  (4)田野考察

  要由静态的观察进而为能对古代文化作准确的动态描述,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被认为是打开锁钥、建立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ies)的两种基本方法(7)。中国面积广、地域差异大、民族多,舆服制度等只是中央的制度化论述,民间的、民俗的、边陲的纺织文化,还有丰富的面目。而且中国长久的文化发展习惯,中央与民间、精英与普罗之间有相当多的互动,民间的活力往往促进精英的发展。因此地方的、民间的中国纺织文化,对上层的、制度化的层面亦可以有影响。深入不同地区作田野考察,以口述实录、影像等方式,记录传统纺织品的制作过程、穿着方式、历史和传说等,有助了解中国地域特色,如何构成丰富多元的纺织及服饰文化。

  (5)建立数据库

  虽然比起其他文物,纺织文物出土数量不多,部分是残片或遗痕,但是时间跨度大,品种多,每件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适宜建立纺织文物数据库,利用电脑擅长处理庞大数据的能力,作统计分析。另外,建立标凖纺织物数据库,亦方便透过对比,得以研究纺织物原料来源、产地,以深入研究纺织发展史。

  四、纺织的公众考古学

  考古学不止属于专业者,也涉及公众,尤其讨论立法保护时,公众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考古学家亦同意,他们有责任将考古的知识,公诸公众。自1970年代以来,考古学形成许多非纯学术的专业,并有“公众考古学”的出现。公众考古学范围广泛,从立法保护遗址和遗物,到向公众展现古代的面貌,均在其中。本节集中于公众考古的教育层面:“如何向公众展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公众考古的重心是承传,而承传系乎价值。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蕴含礼制精神与地域文化,凝聚了历代手工艺人的情感与智慧,反映出先民生活的多元特征、历史脉络。文化有承传才有发展,保护和研究古代纺织品,可以启发灵感,指引创新。考古发掘的成果,若只存在于库房保护,一般人无法近距离接触,致使纺织文物所蕴含的价值无法承传,这并不合乎考古发掘的初衷。但以纺织文物的脆弱情况,许多并不符合展出条件,即使符合展出条件的,亦未必能承受长期展示的伤害。越早期的中国纺织文物,越难展示,但亦越有需要认识。因此纺织文物的展示、价值传播,要考虑更多形式。

  首先当然不能忽视博物馆,因为它是有兴趣于文物的人群的聚集点,而且有适合文物存在的环境。对于展示状态可以的纺织文物,在博物馆展示仍然是有效的方法。需要处理的乃是服饰虽然属于日常生活的范围,人人皆曾经验,有感受,但是纺织涉及的技术却很专业,一般人难以理解,因此亦少关心。故此策展人不能偏重展示,而忽略设计好展览目的,忽略如何发挥解说的作用。

  如何设计活泼的展览主题,作出令观众能理解、想关心的解说,以至透过触摸或操作试验,更深入体会古代纺织传统的价值,是关心公众考古的教育作用者所不能放轻的。在这方面,必须利用纺织服饰的日常性--即观众都可以理解及关心的层面入手,而不是以纺织专业的角度出发,要化专业的术语,如斜纹织物、纬线起花、纱罗结构等,为能够感受的内容。

  另外,我们常在各式展览中见到部分纺织文物展出,例如丝绸之路展览,例必有一二纺织品在展出清单中。不过,在各种展览中展出纺织文物,跟专题的纺织服饰展览,不是同一回事。中国传统纺织是以时代早和精美而闻名的,要以纺织实物系统地展示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历史,立即会遇到纺织文物的脆弱状态问题。结果,展示的主题无可避免要把焦点改放在近代的文物,甚至主要是传世文物上,而早期考古出土的纺织文物只能是少量或辅助式展出,例如小件的纺织文物,或出土残片。既不能全面而系统地表现历史,也就无缘让公众见证中国纺织服饰的悠久和精美。

  事实既然如此,一方面要设计开发展出纺织文物的专用装置;另方面还须另辟蹊径,例如展出实验考古成果,说明实验过程和发现;穿用成系统的实验考古成品,拍摄录像,甚至采用时装表演的形式;对纺织文物精细的欣赏,要多利用拍摄及录像的方法;引入公众参与破解纺织服饰上的谜题、难题,例如未有实验考古成品的重要纺织文物,可以由专业考古人员提供基本数据,供不同专业背景的公众,以各自擅长的技术———例如工程技术、物料研究、动画制作、3D打印、裁剪等等,提出猜测,摸索答案,形成公众参与研究的气氛。也就是说,即使纺织文物要躺在库房里受恒温恒湿的保护,也不能使它的承传价值丧失,应该努力让文物的讯息和价值,在参与和探索中,完成传承。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纺织和服饰文化背后的人,尤其是男耕女织是中国二三千年的社会模式,秉持的是衣食自给、勤奋持家的伦理价值。人的故事是服饰文化的支柱,人对改良日用品的想望是纺织技术发展的动力,把人的故事说好,才能使衣服的故事动人。纺织的公众考古学宜树立以人为中心的标的。

 

  参考文献:

  [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2]Millson C.E.Dana,Experi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the Use of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Past,Oxford;Oakville,Conn.:Oxbow Books,2010.

  [3]Shanks,M.,Public Archaeology/Museology/Conservation/Heritage,in Archaeology:The Key Concepts,edited by Renfrew,C.and Bahn,P.,Oxon:Routledge,2005,p219-224.

  [4]Renfrew,C.and Bahn,P.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 and Practice,London:Thames&Hudson,2006.

  [5]Shimada,Izumi,Experimental Archaeology,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s vol.1,edited by Maschner,H.and Chippindale,C.,Lanham:AltaMira Press,2005,p603-638.

  注释:

  1. 按香港理工大学纺织系副教授李鹂所告。

  2. Renfrew,C.and Bahn,P.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 and Practice,p.70,London:Thames&Hudson,2006.

  3. Shimada,Izumi,Experimental Archaeology,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s vol.1,edited by Maschner,H.and Chippindale,C.,Lanham:AltaMira Press,2005,p603.

  4. Millson C.E.Dana,Experi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the Use of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Past,p3.Shimada,Experimental Archaeology,p603,605,609.

  5. Shimada,Experimental Archaeology,p608.

  6. Shimada,Experimental Archaeology,p607.

  7. Shimada,Experimental Archaeology,p604引用L.R.Binford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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