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3篇,内容包括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与会代表围绕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和国外相关考古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二、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刘瑞梳理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历史和流变,分析指出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编写讲义《战国秦汉考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三、汉代陵墓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传统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出土;考古;研究;文化;分析;岭南;遗址;青铜器;认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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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北海市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海市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隆重举行。
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以来,合浦逐步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合浦附近发现了城址、墓葬、窑址等大量汉代遗址,其中包括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以及风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九只岭东汉墓等近万座汉墓群。大浪古城遗址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城西门外临江处还有码头依存,是一处西汉中期前后的城址。在草鞋村遗址发现窑址、建筑基址、城墙和护城河,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和三国,很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合浦郡治。合浦汉墓群出土了许多琉璃、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金花球、香料、胡人俑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或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遗物。这些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及琉璃、琥珀等遗物,对于研究汉代合浦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会前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会议主办方说明此次会议选址在北海市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海合浦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弘扬“海丝”精神,促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巡视员、广西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安文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北海市委副书记、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李延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发来书面致辞。参会学者来自比利时、德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考古文博机构和相关高等院校,参会人数共计130余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3篇,内容包括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中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探讨了关于“海丝”的国家决策与行动的问题,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以商贸为主,是一条和平之路。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宣传部部长朱会东做了题为《“一带一路”构想下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与管理》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北海在“海丝”史迹保护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北海市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广泛参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北海市政府积极推动北海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文化领域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做了题为《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报告,分析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合浦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探讨了合浦地区输出、输入文物与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对合浦地区城址及港口位置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6年10月28日下午、29日全天进行了9场分组发言和讨论。与会代表围绕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和国外相关考古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一、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丝绸之路的路线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的基石。丝绸之路的路线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可细化为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引人关注的路线是通过东南亚沿岸诸港口的下南洋之路。徐昭峰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有“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之称的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列岛这一海上交通道路进行了研究,认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距今4000年以远至距今3400年左右的小珠山五期文化至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发展至第一次高峰期,在晚商两周之际一度沉寂,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再度兴起并成为一条常态化的海上通道。田立坤分析了汉代在辽海地区设置郡县、置戍屯田、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政策,认为这是汉帝国在战国燕秦开拓东北地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对辽海地区的开发,使辽海地区一度社会安定、城郭相望,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其影响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出燕秦时期。高崇文对广西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与汉代合浦重要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王伟昭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汉代合浦关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释。陈洪波强调了在汉政府的有意限制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很小,并未对岭南社会经济文化面貌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在汉帝国境内,岭南沿海各郡之间的贸易活动比较繁荣,今天留下的考古遗迹,大多数是海上丝路境内段商贸活动的结果,与远洋贸易关系不大。
郑君雷探讨了连接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的滇越通道的线路问题,认为其主要是依托元江—红河及其主要支流而通行,并称其为“红河交通道”。“红河交通道”在华南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西南夷、骆越、南越和汉人等族群集团社会文化的整合方面,尤其是决定了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交趾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红河三角洲在华南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霍巍根据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新进展,认为这一区域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复杂社会。联系北朝和唐代陆上丝路往来官员、高僧的行经路线来考察,西藏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中原汉地和中亚、南亚等区域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往来,从而完全改写了这一地区过去被视为“高原人类禁区”的陈旧历史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一带一路”高原线路的认识。仝涛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近些年来在西藏西部考古发掘中获取的汉晋时期丝绸,可能通过塔克拉玛干地区输入,对于研究丝绸在青藏高原的早期传播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丝绸的分析,可以了解青藏高原在汉晋时期与中原文明接触的途径与方式,以及相互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北部湾地区的众多汉墓及出土的诸多遗物是汉代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李青会将我国广西合浦、广东广州以及云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相关制品进行比较分析,以典型器物如多面体玻璃珠、玻璃器皿、蚀刻石髓珠、多面体石质珠、多面体金珠、绿柱石珠等,勾勒出了这些器物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与传播概况。董俊卿、王亚伟、李青会采用多种便携式无损分析技术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宝石珠饰等遗物进行检测分析,结合合浦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的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大部分宝石珠饰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经东南亚传入合浦的舶来品。黄启善通过对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的考古发现概况、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器物造型、纹饰、烧造工艺以及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等方面的再研究,认为这些玻璃器既有中国产品又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甚至有可能是随船出海的越人在西方学到烧制玻璃技术后在北部湾地区开炉烧造玻璃,以供市场需求,并非全都是从海外输入的西方玻璃。王煜认为广西贵港出土的一面三国时期的四叶纹瑞兽对凤镜,镜缘内侧连弧纹带中与星象共存的螃蟹和瓶子图形应可确认为黄道十二宫中巨蟹和宝瓶图像。黄道十二宫图像初入之时,人们还不能正确地将其理解为星象,但更多是将之作为海外传来的神兽和瑞物图像,并与一些关于海外的奇闻异事相联系。黄道十二宫图像的传入是否与占星术有关,尚不能确定,但其与佛教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从目前的材料看,其应自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来,说明海路确实是早期佛教尤其是吴地佛教传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利时学者米夏通过比较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及周边发现的大量黄金饰品,尤其是柬埔寨波赫遗址、越南沙黄文化的榕兰和菜宜遗址,以及越南南部的奥克?艾奥遗址等,认为发源于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少量的黄金饰品影响到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并由本地工匠把它们的风格与技术复制下来。这种地区间的互动同时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从而把印度北部、孟家拉湾和南海这三个贸易网络结合起来。她认为黄金饰品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社群中具有权威物品的功用,是当地和区域的精英阶层所热衷的象征身份的物品。
汉代许多遗物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特征。李银德梳理了国内战国晚期至汉代新出现的深腹杯的出土地点与年代,并将其与亚述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深腹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深腹杯应由西亚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周旸以在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纺织品为重要物证,阐述丝绸作为丝绸之路开创的原动力,在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及东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梁小春、吴小强以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南越国出土文物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对秦汉南越国出土的文物遗迹进行阐释,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女性文化是南越土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邻近楚越文化,以及因对外交流而传入的早期域外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徐汝聪将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多件扳指与非洲努比亚人的扳指进行比较,认为努比亚人的扳指形制与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扳指形制极其接近,并对李家山遗址出土扳指的西来因素进行分析。
全洪通过比较岭南地区砖室墓与以洛阳、关中地区为代表的砖室墓的穹隆顶技术差异与时间差异,指出岭南的砖室墓是在中原内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但浑圆叠涩穹隆顶的形式可能是受罗马建筑的影响,依靠所掌握的中原砖券墓葬技术仿效其形状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但罗马穹顶和拱券是混凝土浇筑,而印度建筑在公元前后很少使用拱壳结构,因此岭南叠涩穹隆顶技术来源的具体线路及传播方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刘中伟回顾了岭南地区汉唐时期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研究的学术史,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卫星以岭南地区为例讨论了汉代国家形成的一个方面。四川西部芦山、汉源等地和滇东北黔西北昭阳、鲁甸、威宁、赫章等地分别约为东汉时期的蜀郡属国和犍为属国辖境,出土的东汉中晚期属国时期遗存有墓葬、石刻、遗物等。通过比较分析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与东汉中晚期的各类遗存,对汉代西南边疆属国遗存进行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