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每年的高考季，作家韩少功就会情不自禁想起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景。

　　原本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的韩少功，1977年12月参加了高考，并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从此命运得以改变。

　　回访众多和韩少功一样参加1977年高考的“过来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恢复高考制度充满了感激。

　　4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92岁的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至今还珍藏着一份40年前的历史资料——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1200字，但它改变了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1977年8月6日，正当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了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邹承鲁、王大珩等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教部门负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由于社会刚刚经历“文革”，代表们对于发言都格外谨慎。但大家发现，在5天的会议中，邓小平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这让代表们感觉“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甚为不满，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埋没人才、助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卡了工农兵子弟和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等四大弊端。

　　在座的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6月已经在太原召开，并且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也上报给了中央。各地正按会议精神，准备招生工作。

　　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已经召开的消息，邓小平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了高校可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当年冬天，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意味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的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我们要‘珍惜考试’！因为，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有考试时期国家教育发展处于稳定时期，取消考试后，整个教育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40年来的高考制度，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杨清楚地记得，当年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的40天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

　　杨学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启动实施的，所以它既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和智力资源。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过去40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考生可申请复查试卷，到以控制考试误差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和1985年启动实施的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再到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从大文、大理到“3+2”，再到1999年推行“3+X”，再到2017年上海和浙江试行的“3+3”……40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才的轨道，不断地积极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老百姓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