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存在重要的文献与研究机构致力于人口迁移领域两类关系的研究，即人口迁移与人口地域分布之间关系及境内迁移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人们已从若干不同学科视角对境内迁移展开研究：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一直以来，此类研究始终遵循一种基本划分，即“宏观”贡献度分析与“微观”贡献度分析。“宏观”贡献度旨在分析人口迁移流之间的相互关系、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特征以及两地间收入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微观”贡献度则重点关注个人与家庭在迁移问题上的具体情况与决策流程，以及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年龄与生命周期在迁移机遇与迁入地评估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两者之间的折中位，我们发现有些研究重点强调移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并以此专注于移民选择性和迁移流对迁入地与迁出地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墨西哥境内迁移流，重点强调迁出地与迁入地空间和经济生产力特征，以及参与不同迁徙流的移民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划分等领域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墨西哥国内业已存在人口迁移流量差，该差异不仅关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特点，而且关乎参与不同迁移流的移民之间的不同特点。 　　

　　境内迁移研究的若干问题

　　十九世纪后期，Ernest Ravenstein发表了一篇被后人奉为经典之作的文章。在文章中，Ernest Ravenstein对移民定律做出如下阐释：i)大部分移民仅在短距离内移动；ii)人口迁移存在一个吸收过程，在该过程中，在某一快速发展城市周边的人口迁入该城市，而因这些人口迁移而留下的空白则由更遥远地区的移民填补，依此类推，直至拉力[拉动因子]消失；iii)人口迁移存在一个分散过程，属于吸收过程的逆过程；iv)各迁移流均产生一个补偿逆流，或迁徙流；v)长距离移民前往某一较大的商业与工业中心；vi)相比农村人口，城镇人口的流动性较低；vii)相比男性，女性的流动性较高；viii)经济因素是迁移的主要原因（Ravenstein，1885年）。

　　直至今日，尽管可达性和迁移的个体模式、劳动力市场不断演变，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上述陈述中若干观点依然有效。Ravenstein的文章激发人们就移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并对移民相关新主题产生更大兴趣。此类主题之一便是尝试解释影响迁移决策的各项因素。在20世纪60年代，Everett Lee提出上述建议，并列明以下四项要素：i)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ii)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iii)干预性障碍；及iv)个人因素（Lee，1966年）。在其建议中，Everett Lee假设每个地方皆存在吸引人口向该地迁移的积极因素或力量、引发排斥的消极力量以及对迁移过程不产生任何影响的中性力量。各个力量的影响力取决于移民的个性。此外，阻碍移民迁移的障碍（例如成本、可达性、不确定性、风险和预期等）或可发挥作用。

　　不久之后，Michael Todaro根据Ravenstein与Lee创建的模型，摸索出一个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境内迁移的模型。该模型可概括如下：i)刺激迁移的主要因素是理性的经济考量；ii)迁移决定取决于“预期”而非实际的城乡工资差距；iii)在某一特定区域实现城镇就业的概率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呈负相关；且iv)迁移率超过迁入地工作机会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合理性，并可能导致城市与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失衡（Todaro，1976年）。

　　由Ravenstein、Lee和Todaro创建的模型通常具有普适性，可用于迁移研究的折中式分析，因为这些模型整合了迁移原因、后果和特性以及个体的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特征等因素。

　　在几乎与Todaro发表作品的同一时间，Wilbur Zelinsky提出了被其命名为“流动转变假设”的模型，并将其作为人口转变模型的补充。Zelinsky指出，根据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尺度的不同，社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该假设的基础是不同流动类型与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Zelinsky沿用了Walt Rostow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Rostow，1962年），且他在模型中假设：国家在其进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五个主要阶段：i)前现代与传统社会；ii)早期转型社会；iii)后期转型社会；iv)发达社会；v)未来超发达社会（Zelinsky，1971年）。然后，他建议，在上述所有五个主要阶段中，根据如下七个不同迁移流类型，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微分迁移率：a)国际迁移流；b)境内迁移流；c)农村向城市迁移流；d)城市向城市迁移流；e)循环或日常流动；f)被循环吸收的潜在迁移；及g)被流通体系吸收的潜在循环。Zelinsky对人口迁移学的贡献包括预测迁移与发展之间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来的复杂性（Rodríguez与Busso，2009年）。

　　在Zelinsky的模型中至少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境内迁移行为的路径，该路径呈钟形分布，且在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后期转型社会）到达峰顶。该钟形路径亦由William Alonso在其国家演进的5阶段理论中得以证实：i)经济增长速度；ii)人口转变；iii)城市转型；iv)社会不平等；及v)地区间的不平等（Alonso，1980年）。上述5阶段中的第2阶段涉及城市向城市的（城市间）迁移模式，其演化路线类似于细长的“S”形或Gompertz-Makeham分布（Ogaz，1991年）；该模式已被用于优化墨西哥城市化水平的实践中（Sobrino，2003年）。根据Zelinsky的建议，城市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量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量在第3阶段达到其最大的相对生长速度，而在第4和第5阶段时数值却颇为稳定。

　　最后，Zelinsky非常审慎地避免通过改变纵坐标轴刻度而折衷其建模方式，力使在第3发展阶段中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量并非是与迁移流相关度最大的一个要素。而这种情况在城市向城市迁移的第4阶段，抑或在循环的第5阶段即是如此。该尺度可以得到验证，但其前提是研究人员有恰当的系统化数据。

　　区域经济为理解境内迁移提供了重要基础。事实上，区域增长模式是Robert Solow对经济增长领域的贡献（Solow，1979年）。这些模型的目的是阐明为什么某特定区域的经济会实现扩张，且为什么某些区域的经济增长大于其他地区。新古典主义流动性因子模型阐释了区域增长的原因，其基础是在拥有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地区的差分移动，换言之，即生产因子（Armstrong和Taylor，2000年；McCann，2001年）。最初，区域自然资源供应的不尽相同导致人口与资本的分配不均，从而进一步导致部分区域形成劳动密集型生产格局，而部分区域则形成固定资本密集型发展格局。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后者的实际工资则较低。

　　如果假设地区间并不存在阻碍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任何障碍，则后者会选择从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迁移至薪酬相对较高的地区。与此同时，资本所有者将评估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此类投资有助降低投资者生产成本。此外还需考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运用生产劳动力因子的过程中存在回报规模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工人阶层所获实际工资下降时，可能会出现职业需求增加的情形。因此，从长远来看，总体趋势将朝着全国所有地区内各因素组合交织的方向发展。此外还会存在一种从经济萧条地区向繁荣地区移动的迁移流。尽管经济繁荣地区的主导流将涉及人口流，但此类地区会受到资本逆流的冲击。当全国所有地区的人均实际收入均已持平时，人口流动性也将戛然而止。

　　在所谓的埃奇沃斯-鲍利盒状图中，这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及其图形表达在实际上构成了空间经济学的规范性指引。它假设经济主体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且所涉各方处于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并能取得最大程度的信息传播效果。此种观点既规范又乐观，因为它假设区域一体化在远期可以实现。在针对该模型的实证阐释中列明了以下研究结果（Armstrong与Taylor，2000年）：i)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至较发达地区的境内迁移流；ii)受大城市集聚不经济效应的影响，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至人口较少的小城市的逆向流；iii)在危机时期迁徙流的减少；及iv)相比人口境内迁移量，人口国际迁移流更大化的趋势。

　　城市发展周期涉及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根据城市人口规模的不同，城市人口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各不相同。该模型由Hermanus Geyer与Thomas Kontuly提出，并被命名为“差分城市化”（Geyer与Kontuly，1993年）。在城市发展周期的初始阶段，即城市集聚和首位度阶段，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在整个国家中占据最高位。倘使在首位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间城市人口增长相对较大，并进而导致产生地域去人口集中现象时，则城市发展周期进入第2阶段，即回归极化或中间首位城市阶段。当小城市呈现最为显著的人口增长时，则城市发展周期进入第3阶段，即逆城市化或小城市阶段。最后，在第4阶段，即新集聚阶段，大城市作为城镇地区重新呈现最高人口增长率，但这些城市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在第一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那些城市。

　　根据上述模型，迁移流的数量与迁入地构成差分城市化的解释变量。（城乡类型学中的）人口迁移对城市集聚和首位度阶段至关重要。此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迁入地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观测到人口从首位城市向其周边城市迁移的现象。逆城市化是城市向城市迁移（特别是从较大的城市地区向较小的城市地区迁移）的结果。不仅如此，此处还存在回归迁移现象。新集聚阶段必须包含经济活动的地域重排，在该过程中，与规模相关的竞争优势最为重要（Sobrino，2003年），并推促迁移流向具有更佳经济表现的城市地区重新定位。

　　在墨西哥，差分城市化的第1阶段介于1900年至1960年之间。彼时，墨西城成为全国的首位节点和绝大多数墨西哥境内迁移流的迁入地。及至1960年，该国进入由更大的中间城市引领的第2阶段，即回归极化阶段。在1970至1980年间，墨西哥出现早期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迹象，该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消亡（Sobrino，2003年）。 　　

　　境内迁移的国际路径

　　人口普查和社会人口调查为境内迁移实证研究提供主要资源；尽管如此，估算世界各地人口境内迁移量仍不是一件易于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研究人员难以获取相关数据，在数据缺失情况下各国定义不兼容（King与Skeldon，2010年），地域规模存在差异，数据的行政区划各不相同。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估计，2009年，世界各地共有7.4亿境内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的10.9%）和2.14亿国际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的3.1%）（UNDP，2009年）。境内移民人数接近国际移民人数的3.5倍。

　　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提供了有关两大主要境内迁移流的信息：i)绝对或永久迁移流，和ii)近期或从某一特定年份开始的迁移流。绝对移民是那些生活在其出生地以外的某个行政区划的人群，而近期移民则是在采取人口普查或调查样本之前在某一特定时期改变其当前居住地的人群。

　　为了分析世界各地境内迁移的特点，我们使用了一个涉及19国的样本和在某个5年期间内的移民数据，即近期移民（见表1）。信息的可用性根据问题中行政区划的不同而异。大型行政区划（MAD）为地区、省或州；小型行政区划（MIAD）为直辖市、市镇或行政区；而中型行政区划（IAD）是区。境内迁移数据系指行政区划间的迁移流。在某一给定国家内，这些行政区划的规模愈小，则其数量愈大，因此人口迁移也就愈多。

　　从人口数量来看，大型行政区划间年平均移民人数从哥斯达黎加的3.7万人到中国的650万人不等。在这两个国家，小型行政区划间年平均迁移流分别为7.1万人和1580万人。在哥斯达黎加，如果考虑更小的行政区划，则移民人数增长1.9倍，而在中国则增长2.4倍。在墨西哥，人口普查仅提供大型行政区划（州）间的绝对与近期移民的信息，但2000年至2010年人口抽样调查微型数据库让我们能够研究小型行政区划（直辖市）间迁移流情况。 　　

　　表1：在若干选定国家内5年境内迁移情况分析

　　b总迁移率；在面积为100平方英里的假想区域内平均每年每千人移民人数。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作者根据Bell与Muhidin著作（2009年）和Rodríguez著作（2008年）编制。 　　

　　由于我们所选国家在土地面积上存在差异，且其总人口与行政区划的数量亦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无法对人口迁移强度或相对数量做一个简单比较。有鉴于此，我们将这些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标准化至100平方英里。为此，我们得到可用于各国总迁移率（GMR）以及行政区划平均土地面积的线性调节功能。我们使用该调节功能对100平方英里假设地区的总迁移率进行估算，得到我们的研究结论（见表1的最后一列）。

　　作为本次练习的结果，我们能够注意到：各国总迁移率的变化范围介于菲律宾每千人境内移民人数2.9的低位和加拿大每千人境内移民人数25.2的高位之间。换言之，即加拿大的人口迁移趋势大约为菲律宾的8.7倍。中国的迁移强度雄踞本研究所选国家的榜首。这一事实颇为有趣，因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境内迁移均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监管。彼时，若想在农村地区获得农田或在城市地区获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必须持有居留证（户口）。但此后，这一规定即行放宽。因此，时至今日，许多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居留证激励移民向各自城市流动（UNDP，2009年）。此外，中央政府的计划是在未来20或30年内将约3.4亿名农村居民安置到城镇与城市（DeWind与Holdaway，2008年）。当代中国的境内迁移已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迁移。

　　为了探究本研究所选国家中与总迁移率变化相关的变量，我们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C）、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R）、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C）作为控制变量，创建了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决定系数是0.406，这意味着41%的总迁移率变化可归因于我们解释变量的变化。调整显着性水平为0.045。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愈高、其增长速度愈大、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愈高，则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愈大。标准化系数及其显着性水平让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境内迁移强度的不同从根本上应归因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其次应归因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则不甚显着。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Zelinsky提出的流动性变迁模型：近期迁移流强度与某一给定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