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的奥地利学派重视产权理论，旁巴维克提出经济财货本质上就是“权利束”，门格尔清楚地理解稀缺性和产权之间的关系，以及稀缺程度的变化是如何意味着产权的（重新）界定。在奥地利学派中，米塞斯对产权理论的研究是最为深刻的，米塞斯被视为现代产权理论的先驱。他的贡献至少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充分强调了产权的基础性作用。在1922年出版的《公有制经济》一书中，他提出：“形成生产资料价格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停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风险投资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工人对工资的追求，整个机制的功能的成功发挥是不可想象的。”

　　产权有多么重要呢？美国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中写道：现代繁荣的实现需要四个基本要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随时可得的资本和高效的交通与通讯技术。其中，财产权是最早出现的，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在古代世界里就已崭露头角。即使是在现代世界，财产权仍然是这四个因素中最关键的一个。

　　第二，指出了产权的激励功能，这就是只有产权主体才真正关心产权收益。在米塞斯看来，财产权的内容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承认财产主有权取得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利益；另一方面，要他承担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损害。这样，就只有财产主对于财产运用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

　　第三，强调产权重要。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手段私有而实行分工的社会制度。”如果财产权被废除了，市场经济会变得一团糟，这在历史上出现过。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关心超过对他人的关心，对自己财产的爱护超过对别人财产的爱护，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甘西认为：“自古至今，为财产权辩护一直是哲学、神学和法律话语的一个特征。”然而，历史上的专制君主再三再四地想限制或者完全废除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企图失败了。柯立芝在其著名的《相信马萨诸塞》的演讲中曾说过：“财产权与个人权利是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谈到，商品交换的前提是商品属于私人所有，即“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第四，提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多数学者接受庇古关于解决外部性的思路，也就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也被称为“庇古税”方案。而米塞斯认为，出现外部性的原因不是私有制，而是私有制还有“一些漏洞”，因此他的观点是：“修改那些有关损害责任的法律，并废除那些妨害私有权充分运用的法制障碍。”这就是说产权的规定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后果。这一观点被佩杰威齐视为产权经济学的洞见。

　　第五，预见了资本市场的作用。米塞斯生活的年代，资本市场发展得还不充分，但是他预见了其重要作用。他分析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自己的资本托付给谁，是由资本家决定的。股份公司经理对企业未来的信心，施工商对自己的计划的收益率的希望，在这里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机制做出的。这的确是它的主要职能：从整体上适应经济体制，判断各种机会的收益率，不盲目跟随经理因自己企业的视野有限而偏向于提出的建议。

　　第六，区别了生产性物品与消费品的占有权差异。米塞斯认为，消费品的占有必然是排他的，不可能被公共占有。比如，被吃掉的苹果肯定不再存在，衣服在穿着的过程中会逐渐损坏。但是生产性物品则不同，生产性物品的“占有”在自然形态上是可以分割的。一定数量的面包可以被一个人独自占有，一把尺子倒是可以被多个人依次占有，一条河流可以驱动多个水车。在分工的社会里，一个农夫的耕牛不完全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和他的服务对象；一辆出租汽车更是属于多个乘客，一个景区属于在场的游客。

　　值得一提的是，萨缪尔森的那本经久不衰的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对此不怎么重视，在萨老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是：人力资源（劳动供给、教育、纪律、激励）、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资本（机器、工厂、道路）和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为什么萨老不提出产权问题呢？这是萨老无需提及的前期，在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无需再谈，但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国家却又是一大难题。

　　无需讳言，中国的产权保护起步较晚。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被学者称为“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呼应社会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可见，我国对于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希望能够有实质性进步。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