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在哪里下单，最后都在东莞制造”，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将青春献给东莞。今年4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壮年在睡眠中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例，从1990年1月至2013年8月，东莞至少发生了1124例，其中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间有697例，而且案例越来越多，发病的高危因素依然存在。（据《广州日报》）

　　这是一个越发清晰的共识：当没完没了的“加班文化”与“爱岗敬业”画上等号的时候，劳动价值的榨取，迟早要以“过劳死”的极端面目呈现出来。

　　在专家分析的样本中，“不明原因睡眠猝死综合征”主要发生于劳动强度大、文化程度低的一线工人、保安、清洁员等人群中。2013年11月，《小康》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展这一调查，共2013人参与。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

　　青壮年过劳死，无非三个因素使然：一是被异化的“勤劳观”害人不浅。早在1894年，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曾撰写《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特质。”时过境迁，劳作方式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过劳的状况仍然存在。

　　二是劳动监察睁一眼闭一眼。逢年过节，专家计算“纸上画饼”的加班费就成了“中国式”风景，口惠而实不至的加班权益，导致不少企业更肆无忌惮压榨员工“工余时间”。市场经济虽没有身份依附关系，但基于劳资博弈的天然不对等，企业很容易绑架员工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如果工会与监察部门具有真正为员工着想的权力和意愿，那么真实的状况就不会如此无奈。

　　令人忧心的是，过劳死“尸检难以获得可解释死因的病理学证据”，可能连工伤都无法被认定。每年，60万鲜活的生命过劳而逝；每一天，1600名上班族倒在疲累的生活中。劳动法为什么呵护不了底线的生命安全呢？这些年，企业最喜欢用社会责任标榜自己在财税、生态、公益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但恰恰很少展示自家员工的生存状态。

　　也许，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准时下班”、“有偿加班”才是最底线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