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增速和发展方式的弯道期。与此相伴，居民财富增值方式和分配格局也将经历弯道，一如赛车、速滑、径赛等竞技体育项目，弯道相对直道而言，不仅需适度降速，而且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原有格局极有可能发生深刻变化。

　　弯道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的变革是全方位的，而资本市场最为关切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房地产调控方式转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国企改革、移动互联运用。对于投资者而言，变革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1.利率市场化进入下半场

　　在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合推下，我国利率市场化实质上已经“赛程过半”。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各商业银行依据风险定价原理确定贷款利率，目前不同信用级别借款人之间的贷款利率价差之大是空前的。

　　尽管政府没有完全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但在形式各异的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我国存款利率目前也已经实现准市场化，商业银行负债端即存款成本的上升趋势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当前我国信用债的市场化程度低于银行信贷，其主要障碍在于刚性兑付预期未被完全打破，如果刚性兑付预期能被有序打破，我国信用债市场将迎来一个崭新发展期。

　　当前社会普遍反映的所谓“钱紧”的现象恰恰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深化的体现。所谓“钱紧”，大多是面临转型压力企业的切肤之痛，而这个现象的另一面则是商业银行依据风险定价原理，来理性投放信贷的体现。.

　　相比之下，那些财务稳健、现金流良好的企业，或有灿烂前景的创业企业，不仅不存在所谓“钱紧”压力，反而对商业银行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因为它们可以借助资本市场获取比信贷更有效率的资金。由此，当前的“钱紧”是结构性的，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走向深入的标志，也是我国金融去杠杆过程中，部分有转型压力和处于创业初期的风险企业必须面临的挑战。

　　2.房地产调控园地而异

　　房地产调控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因城因地实施分类调控将成为未来几年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房地产尽管是特殊商品，但只要是商品，就不会只涨不跌。经历近十余年的牛市，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我国房地产系统性牛市已告终结，未来房价走向的结构化特点将进一步显现，房价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间，有涨有跌的均衡局面将维持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而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直接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只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实现突破性进展，相关房地产政策包括房产税的推进进程，就不支持也不会容忍房价全面大幅调整。

　　3.资本项目开放稳中求进

　　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领域之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相对谨慎，明显慢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但从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资本项目开放不确定性大、事关国家稳定，因此通过稳中求进的方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无疑是正确选择。

　　最近，央行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至2%。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先生在两会期间也表示，证监会已批准上交所今年筹建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上海自贸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种种信号表明，政府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

　　实现人民币汇率真正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是必要条件。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上，社会上有疑虑，更有争议。对于未来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了方向。

　　中央坚定决心的背后是我国雄厚的经济金融基础：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常项目状况始终稳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我国应稳中求进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因为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是我国融入全球金融秩序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自信、金融自信的根本体现。

　　4.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渐行渐近

　　如各项铺垫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预计明年下半年A股发行将实施注册制。参照美国和香港地区等成熟市场的经验，注册制的核心是监管者行使有限权力，监管权力主要体现在发行者事前信息充分披露和事后严格监管上，把市场还给市场，让发行者和投资者进行充分博弈，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融资和投资功能。

　　注册制改革是继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国资本市场又一重大制度变革，注册制的实施将基本出清A股市场自身制度缺陷，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奠定制度基础。

　　5.国企改革分类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将对国企进行分类监管，准确界定不同国企功能，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监管改革。国企股权结构优化有四种方式：1.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采用国有独资形式;2.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保持国有绝对控股;3.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国企，保持国有相对控股;4.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企，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有理性负责的预期，不要期望我国出现类俄式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二是要结合自身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品牌等优势参与国企股权结构优化改革中的第三类和第四类方式，尤其是第四类国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