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履职之初，“新型城镇化”成为各界热议话题，而执政百日之后，新型“人的城镇化”向何处去，从哪里突破，尚未见分晓。就城镇化战略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土地制度的改革，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他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供养起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新型城镇化各种利益的交汇点，是改革的关键。而农地改革要不走偏，户籍制度、政绩考核和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改革一个也不能少。

　　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造就了“中国奇迹”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土地制度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尤其是城镇化的进程中的作用？

　　张晓山：过去30多年，从经济低起点到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奇迹，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有两个因素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劳动力，另外一个就是土地。

　　中国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劳动力的红利。劳动力廉价供给是买方市场决定的，虽然工资由劳动力的供求规律决定，但很多情况下他们是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享受到其他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没有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工作条件。这种挤压对农民工本身而言是不公平的。

　　廉价的土地则是经常被忽视的。多年来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将很多农地转成非农用地。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必须要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将集体所有变成国家所有。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所有权被去掉，而给农民的补偿却不是所有权的补偿，只是使用权的补偿；并且这种补偿都是一次性的，金额很少。但廉价的土地农转非后升值很快。

　　在整个的制度安排中，农民本身是没有话语权和参与权、决策权的，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况跟很多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在印度和拉美，廉价拿走土地搞大规模招商引资的园区就很难出现，因为土地不会随意被拿去。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想搞工业园区但搞不成，就是因为农民不允许。而中国的情况与过去的二元土地制度及农转非的征地安排有关，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有可能通过政府动员的强力手段在短期内实现资源配置，获取低成本的土地，用于工业和城镇开发。

　　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土地为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过程，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是承担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