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因各类设施选址引发的“邻避效应”越来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应该改进当前各类设施选址的决策模式，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促进居民参与协商和理性对话，最大限度地消除民众的恐慌和抵制心理，使“邻避效应”得到有效化解。

　　各类设施选址引发“邻避效应”的基本情况

　　我国各类设施选址引发的“邻避效应”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污染类设施引发的“邻避效应”。如针对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2010年7月广西灌阳居民抗议垃圾填埋场选址，2011年4月江苏无锡东港镇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2012年6月上海松江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2014年5月杭州余杭中泰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选址，2014年9月广东博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等。二是风险积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效应”。如针对PX项目，从2007年厦门抵制选址开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1年8月大连、2012年10月宁波、2013年5月昆明安宁、2014年3月广东茂名等地都发生了抵制PX项目落地的行动。三是心理不愉悦类设施引发的“邻避效应”。如针对火葬场，2012年7月和2014年4月，广东化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和丽岗镇居民抵制火葬场在本地的选址。

　　引发“邻避效应”的成因

　　“邻避效应”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表面上看，“邻避效应”是居民对各类设施的厌恶，但从深层次分析，“邻避效应”的成因是复杂的，虽有经济补偿、风险认知和谣言传播等因素，但是选址决策封闭和缺乏居民参与协商，是引发“邻避效应”的关键原因。

　　随着居民维权意识的逐渐觉醒，对关系自身利益的政策亦越发敏感，有时候各类设施附近居民诉求的焦点不在于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在于地方政府在各类设施决策中，忽视了居民的主体地位，居民很难在各类设施规划阶段表达意见。如果缺乏居民的参与，居民对风险的担忧也无法化解，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所有参与者信息、意见和价值互动的过程，并需要相互的尊重与信任。因此，在居民参与协商缺失的情况下，不但对决策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导致了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为谣言传播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居民的恐慌心理，为“邻避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心理基础，加大了“邻避效应”的可能性。

　　从已经发生的很多“邻避效应”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信息的不透明、居民参与意愿被忽视，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以上各类设施的选址决策模式是暗箱操作，一旦居民知道自己的居住范围就是设施兴建的地址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愤怒和惊诧情绪的支配下，誓言抗争到底。另外，在选址决策过程中，重视“专家环评”而忽略民意，重视预期效益而忽略政府公信力，以“科学”的名义为民做主，实际上却损害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