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已长眠于九泉之下、曾经参与过我国1954 年宪法和1982 年宪法起草工作的许崇德教授，在他垂暮之年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以下简称为《宪法史》)一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在1954 年宪法起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材料，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们的法律素养。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邓小平的言论，举例如下：

　　一、邓小平建议把“‘全体人民’改写为 ‘全体公民’”，具有法律发展战略眼光。

　　1954 年5 月27 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关于公民概念问题时，李维汉说：“宪法中的公民，包括所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邓小平说：“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为好。”刘少奇说： “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如果只写人民，就不能包括‘国民’那一部分人了。”(《宪法史》上册，第124 页)

　　公民是个法律概念，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宪法是法律范围的事物，从法律思维角度看，应采用公民这个概念。宪法当然不可能与政治隔绝，它不可能不对一定的政治成果进行确认，但宪法的确认要采用宪法的思维和术语。从西方宪法的演变来看，他们最初也曾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等不同地位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起初也只是司法层面上的平等，而非立法意义上的平等，但西方宪法最后都走上了立法和司法面前一律形式平等的地步，公民本身不再作地位不平等的法律区别(当然，西方宪法迄今也未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因此，邓小平建议“‘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是有法律发展战略眼光的。

　　当年我们给一些人戴上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不是为了简单地报仇雪恨，而是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所以，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明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富农只要服从法令，努力劳动，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批准后，可以改变其地主富农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原来解放区的富农在土改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者，亦可改变原成分。土改是1950 年开始的，到1954 年宪法公布时，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已大体可以改变为劳动者成分。因此，邓小平建议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也是有现实依据的。遗憾的是，由于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的增长，地主富农没有如期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