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行政事业收费的合法性考量，一方面在于它从哪里来，另一方面在于它往何处去。而能够使它们可以回应任何质疑的方式，则在于公开透明。

　　今后，全国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望统一标准，县级财政部门应依法主动公开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总额。国务院法制办网站近日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征求意见。现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2010年以来启动《办法》修订工作，因修订内容较多，拟废止《办法》，制定《条例》。

　　《条例》另起炉灶，足以令人深切理解施行了12年的《办法》，有着怎样的不合时宜，又饱含着怎样的不堪回首。

　　坊间对社会抚养费征收乱象之指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个尤为显眼的现象是，舆论多年来一直在追问：“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不论是在今年初张艺谋缴出748万余元社会抚养费时，还是2013年9月国家审计署首次发布9省份45个县的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揭开社会抚养费征收“乱象”冰山一角之时，舆论均无一例外地如此发问。而它所对应的事实是，多年来，许多地方的社会抚养费，基本沦为一本烂账，既不公开，亦不透明。而据测算，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估计超过200亿元。

　　社会抚养费既去向不明，又难免让人质疑其来路“正”不“正”。以征费标准看，《办法》规定由各省自行制定。这就导致各地征收办法、收费标准以及预算、收支比例等有很大不同。有些地方只要没有办准生证，哪怕是第一胎也得交钱。所有这些，不仅使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成为对公民生育权的伦理悖反，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收费失去了法理依据。

　　每一个行政事业收费的合法性考量，一方面在于它从哪里来，另一方面在于它往何处去。而能够使它们可以回应任何质疑的方式，则在于公开透明。在这些要素上任何的躲闪与逃避，都只可能是“心里有鬼”的另类表达。“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已是现代法治与政治的基本共识。事实上除了社会抚养费之外，包括燃油附加费、交通罚款等种种行政性收费，都应当建立在这个共识之上。

　　只要涉及向公民收费，就应当于法有据。从媒体披露的内容来看，新的《条例》统一了征收标准，厘定了执法主体，明确了乱收费的情形，也规定社会抚养费“作为地方预算收入，统筹安排使用，不得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征收机关”，并规定应依法主动公开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总额。应当说，相比之前的《办法》，新《条例》已是一部相对完善的法律文本。不过，也有人就此提出疑问：如果说旧《办法》是“一放就乱”，那么新《条例》又会不会“一收就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倒是觉得，在事涉公民权益方面，行政权力的“收死”远远好过它的“放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