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文化消费的层面看，时下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化类书籍，如时政、理财、养生、股票、权谋、励志、实用技术、宗教俗说、名人传记、奇闻异事等等，在趣味性、消遣性、猎奇性、实用性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无不向社会传递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读者，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价值选择。可以说，任何文化类书籍都离不开自己宣扬的价值观而独立存在。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存在的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的评价和看法，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能动反映，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归根到底，反映了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任何文化产品都彰显着作者或编者的价值观。具有存史、资政、教化意义的志书同样有着充分的价值承载，因为它以直书的方式表达了对是非的判断和对功过的褒贬，因其编修者为“官方”，即各级政府，因而志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具有鲜明导向意义的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志书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编修者的价值铭记，以今白银地区现存的十部旧志来看，因其普遍采用传统的以人系事模式，价值取向更为明显。至少表达了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忠诚、对美德的礼赞，以及对婚姻、家庭、劳动、创造、传统等的明确认识和在义与利、社会与自我、国家与个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上的正确选择。这种倾向在旧志中表现极为明显。《徽县新志》（民国）设舆地志、建制志、食货志、官师志、兵防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及卷首、卷附，其中最能体现价值寄托的当属人物志，分乡贤、孝友、忠义、节孝、贞烈、流寓、仙释，仅从字面意义及人物选择看，就体现了编修者对中华传统美德及价值的珍视与赞美。其中在《人物志·孝友》中记载了任治国的事：“任治国，邑西乡人。母患痰疾，医药罔效，潜祷于神，割左臂肉烹汤以进，母服之顿愈。后里人见其臂痕，穷诘始知。”摒弃迷信、传奇色彩，单看任治国的孝，已是感天动地、鬼神皆惊。而孝，恰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熠熠生辉最值得发扬光大之处，时下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更重大。

　　从 20世纪 80年代全国开始编修新方志至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人的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经济腾飞、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不可否认，道德缺失、价值偏移、信仰危机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之一。新编志书不可避免地也向社会传递着价值选择，在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要求新编志书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实际上是要求要突出特定地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特殊的价值观。在变革的滚滚浪潮中，能否站稳脚跟、恪守应有的价值追求，对志书编修者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新编志书仍旧为官修志书，要求以事系人，述而不作，但志书同样是由作为个体的人编纂的，不可避免地会在价值取向上打上编纂者个人价值喜好的印记。要使个人化的倾向最小化，就要求编纂者能秉持公心，坚信志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在价值取向上有自己的尺度，更要注重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