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方志在湖湘文化底蕴中生机勃发

    ——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方志大百科》编委梅森

　　湖南日报记者：您作为方志界的专家，想请您客观评价湖南地方志在全国方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梅森：近年我开始研究中国方志史。中国方志史的研究脱离不了各省区市的方志史。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存1949年以前的传统省、市、府、州、县、乡镇志共8000余种，就湖南一省存旧志近700种，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看齐。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省份，具有开拓性、率先性的地位。湖南曾进行过一次修志，编写了《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据研究是全国出版的第一部省级新方志。1979年8月24日，湖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恢复编纂〈湖南省志〉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省级修志机构，这是第一份以省级政府名义发出的修志文件。之后，全国其他省份才相继开展修志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您认为湖南地方志有哪些特点？

　　梅森：湖南方志无论在记述的山水风光、乡土文化、风俗民情，还是思想主旨、形式结构等方面，均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点。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核心价值观。从屈原、贾谊到刘禹锡、柳宗元，从李白、杜甫到王闿运，从周敦颐到王夫之，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到毛泽东，重践履、讲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创新求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民风，略带非正统、游离于正宗之外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湖湘文化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突出个性。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方志文化的精髓。湖南的方志文化就是在这种底蕴和氛围中生长繁育的。

　　这种特色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上，往往是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取已往的教训。湖南的本土地方志，或为本土人士所编纂，或为外来人士所修撰，蔚为大观，都是文人士大夫关注乡梓、关注现实的产物。湘阴的郭嵩焘、平江的李元度、湘潭的王闿运、黎锦熙、宁乡的黄本骥兄弟、宜章的邓典谟、新化的邹汉勋等等，都是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方志大家。

　　湖南日报记者：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梅森：改革开放以来，方志事业迎来“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由制度化进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地方志事业。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考察，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就第五次全国地方志的召开专门批示，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国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

　　时至今日，地方志已形成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为辅业的修志格局，前途一片光明。

　　湖南日报记者：地方志事业在发展中遭遇到哪些瓶颈？要如何解决？

　　梅森：毋庸讳言，今天的地方志事业也存在着发展的瓶颈。瓶颈主要是地方志的学术队伍不稳定，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缺乏方志编纂、研究的人才队伍。

　　打破“瓶颈”的核心，是进一步明确要修“什么样的志书”。如果一部志书记载的内容没有历史智慧，不能问道，那它编写的作用就不大。作为在方志战线工作30多年的老兵，我呼吁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全国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奉献你们的睿智和气魄，建立方志专业院系和研究机构，让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能够深入、健康地绵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