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针

　　1949年6月15～19日，周恩来出席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兼任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在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前后，他对文化建设方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6月18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共同纲领草案起草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小组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问题）等六个小组，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6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周时间，亲自执笔写出了《共同纲领》草案全文。此后，草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筹备会第三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会议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两次，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周恩来将《共同纲领》草案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3～1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了《共同纲领》草案。9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200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首次收录了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提纲、草案初稿和修改稿，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共同纲领》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综合协商讨论中各方面提出的意见，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国家对国民公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改革、体育和卫生医药、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具体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周恩来还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外国进步文化做出了深刻分析，并阐述了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应采取适当的但是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同时“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对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步的文化，应加以发扬”，同时要防止和克服“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的片面性认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排斥其封建的反动的方面，吸取其中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因素。对于外国文化，既不能笼统排斥，应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借镜，也不能盲目崇拜，应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一般的外国文化。这些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阐述，为“使新中国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文化进步的国家”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在9月22日的会议上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筹备会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其中就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指出：“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9月29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由此担负起贯彻《共同纲领》的施政方针、组织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重要责任。

　　促进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大团结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分别来自于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和原国民党统治区，如何使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革命经历的文化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下团结起来，成为开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问题。

　　周恩来丰富的斗争历程，使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工作者都比较了解和熟悉，为促进和实现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大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他通过出席各种文化界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各方面文化人士的交往和通信等方式，要求广大文化工作者关注团结问题，增强全局观念，努力增进文化工作者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号召各方面文化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之下，实现“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

　　1949年5月13日，周恩来就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等问题，约请周扬、茅盾、萨空了、胡愈之等文化工作者座谈，强调“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不只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过去不问政治的文艺工作者要团结，甚至对反对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要现在不反共，也要团结。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团结、争取……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

　　7月2～19日，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于7月6日出席大会并作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对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以及旧艺人的“团结问题”，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7月12日，周恩来约请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等部分新闻界友人聚餐，次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在北平举行，13日出席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14日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都特别强调和阐述了团结问题。这些讲话对促进文学艺术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新闻界、教育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大团结，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所强调的团结，当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毛泽东文化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之下的团结，只有在这样基础上的团结才能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组织力量。他指出：“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周恩来正是这种善于团结最大多数人的“大勇”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