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是汉代的国家机构,承担着国家文化建设的任务。汉代乐府学是适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文化建设,在汉代礼乐文化建构中逐渐发生的。故它在乐府的“诗”“乐”关系这一基本理论范畴方面,继承先秦儒家乐学“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的政治价值取向,鲜明地强调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

　　第一,汉武帝扩大乐府职能是基于正俗的需要。董仲舒向武帝献的“对策”中比较清楚地阐明了“正俗”的意义:“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强调“正四方”之俗对于“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重要性,要实现“四方正于一”的大一统国家,必须自上而下推行教化工作,而音乐是“正俗”最好的方式。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重点从两方面展开“正俗”活动:一是重定郊祀之礼,提高“太一”神在国家祭祀中的核心地位,以确立汉王朝大一统的地位和尊严。二是“立乐府而采歌谣”,通过乐府机关采集和加工改造各地方乐俗曲,实现“移风易俗”目的。武帝时期的音乐机构有太乐和乐府两个部门。传统的宗庙祭祀雅乐主要由太乐掌管,但是当时的先代雅乐已残败不堪,“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因此,诸如定郊祀祭礼、采集地方歌谣、召集文人创作歌辞、为歌辞配乐等重大礼乐活动,都是依托乐府机关进行的。从此,乐府不仅主要负责采集和整理各地的方乐俗曲,还掌管《安世房中乐》《郊祀乐》等宫廷和郊祭礼乐。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哀帝“罢乐府官”时,乐府官员共有829人,有“郊祭乐”人员、“太乐鼓员”、“《嘉至》鼓员”、“外郊祭员”,有“兼《云招》给祠南北郊用”、“兼给事雅乐用”的诸族乐人,也有“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的乐员、鼓员等,可见当时乐府机关的规模之大、职能之广。武帝及以后的乐府机关实际上已经承担了朝廷音乐“上事宗庙”“下化黎庶”(《史记·乐书》)的职能,其“移风易俗”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移风易俗成为汉代音乐学核心命题。“移风易俗”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音乐观,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荀子·论乐篇》)。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兴礼乐,使汉代音乐学更强化了儒家音乐的政教伦理功能,音乐移风易俗的价值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汉代音乐学的核心命题。

　　《史记·乐书》对音乐如何移风易俗作了具体阐述:“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意思是说,因为各地的习俗和性情的不同,所以朝廷音乐机关要博采各地歌谣,并进行“补短移化”的加工和“调和谐合”的配乐,以实现“助流政教”目的。对嘄噭之声和郑卫之曲从音乐风格上进行“调和谐合”的“移化”,也对方俗歌辞从内容上进行“补短”,剔除其鄙俗淫逸之情,增添其劝诫教化之义,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