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时代也算经历了一些颠沛流离，也见识了一些人间冷暖，因而也记住了一些人与事。大概是1947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县城上中学，同去的有两三个富家子弟，我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出手是那么大方。他们很快就聚集同类打起了麻将赌钱，有两次也拉我一起去。我们中学对面有一家杂货铺，卖些生活用品和糖果之类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小店买冰水喝，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昨夜打牌输赢的事，大概这位小摊主看出我同他们不同，忙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对我说，我们这种家庭千万别和他们混在一起，千万别去赌钱。虽然我没有参加赌钱，但这几句真诚的话使我顿悟交友要谨慎，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善良的小摊主。到了80年代从北京到这里出差，我两次专门到故地寻找打听他，但已物是人非，心中很是惆怅。

　　当然，那时更多的是看到人对人的欺压。我在夏道小镇居住的小街虽然有些商铺，但平时多数是休闲。特别是我的邻居一位收购商人，总是在抽烟、喝茶，长着酒糟鼻子，一脸奸诈，在镇上他是以狠心压秤压价、欺负农民出了名的。听父亲说，他们这些人主要做冬季收购竹笋的生意，再用赚来的钱放高利贷，就够他们一家一年的享用了。每到冬天，我们这条街就热闹起来，山民们络绎不绝地挑一担担冬笋到镇上来卖。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关的时候，一位老山民艰难地挑一担冬笋，他大概有过吃亏的经验，不愿卖给那位邻居，结果这个商人强行收购，又打又踢把老人打翻到沟里，满脸流血，我赶过去制止他打人，他才骂骂咧咧地走了。山里人老实得一声也不敢吭，我扶起他，帮他收拾散落一地的冬笋，又回家拿来红药水和一碗开水，他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因为我们这里翻一座山又是一种方言。我含着眼泪默默地送他走，心中感到人间有多少不平事啊！

　　少年时代的回忆，有快乐也有苦涩。我和二姐都在镇上中心小学读书，抗战时从省城来了一些文化人当老师，听说还有大学毕业的，给学校带来了生气。我们都记得有一位教音乐课的女老师，清纯、美丽，对学生热情又热心，课余还和学生一起办壁报，组织歌咏队。抗战胜利后她离开我们回福州去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在同学中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她回福州后失业了，又有弟妹们的沉重负担，被迫过起卖笑的营生。我们都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我和二姐到福州上中学，有一次二姐告诉我在街上见到了她，已是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在搭讪男人。二姐说着就哭了起来，她已不是原来那个学生都喜欢的女老师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但永远不会也不忍说出。这是谁之过？难道是她自甘堕落？不，是失业，是那个可诅咒的社会逼迫出来的。

　　我和二姐到福州上中学，同从南京回来的表姐、表弟租了一间木板房住。那时福州多数民居都是木板房，福州人很勤劳，会把多年木板洗刷得如同新的一样。在我们住的隔壁还有一间更小的木板房，住一个人力车夫，他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一位农村来的妇女照看，晚上就都住在小屋里。过一段时间这位妇女的儿子就会来哭闹，少年感到屈辱，要拉他母亲回去，在母子哭闹中，常听到这位母亲的一句话：在这里还能为家里省一口饭。我们都为之心酸难过。这时国民党已发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我也和一些大同学一起参加诸如要和平、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喊口号，散传单，每次都很兴奋。这时在商业学校读书的表姐也参加了地下党，常常会带回一些材料，我帮她保管。这时我读到了诸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但非常向往革命和未来的新中国。有一天夜里警察来查户口，我们这些学生都没有上户口，表姐还带来一位地下党同志住在这里，床铺底下还有秘密文件，大家决定不能让警察进来，于是就由我和表弟随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那一夜警察局的院子和办公室里都挤满了被抓来的人，我挤在办公室里蹲了一夜，愤怒之余，就用铅笔把电话筒捅坏，心里一阵痛快，感觉也算“革命”了一回。他们名义上是查户口，但目的是罚款挣外快。第二天一早，同警察有关系的房东来作保，把我们带了回去。

　　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国民党政府搞所谓金圆券、银圆券的币制改革，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市场实际上已不用政府发行的货币，满街都能听到叮叮当当辨别银圆真假的声音，我们买菜也是带一小口袋大米，量米交换。我们几个学生有时也弄到吃粥度日的地步。就在这样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之中，一个已完全失去民心的独裁政权终于倒塌了。（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