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寻觅到一份少见的左翼报刊《今日之苏联》(见下图)，那是1933年5月14日出刊的8开4面的小刊物。说是第一卷第一期，似乎没有再见到第二期出版。这刊物是中苏恢复邦交，互换大使之后的环境下在上海创刊的正式出版物。刊物“开场白”中说,因为两国宣布复交，国内谈苏联的空气就浓厚起来，“今日谈苏联似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较之十余年前谈美国，其时髦的程度，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模样！”这大概是出版这个刊物的时代原因之一。

　　意外的是，我在这刊物的显著位置看到署名郑正秋的文章：《谈谈苏联电影——观有感》。郑正秋有着“中国电影之父”的美誉。他一生钟爱戏剧，从票友、剧评家进而编导话剧，24岁时与张石川共同编剧和导演了第一部中国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又与张石川等人共组明星影片公司，创办明星影戏学校等，一身兼任编剧、导演和校长。这些经历，似乎与左翼关系不大，然而这位前辈电影人，看了苏联影片《生路》之后，在文章中惊呼：“大众电影！大众电影！在电影批评家和一般舆论界的口中，呼声不为不高；但是真正的大众电影，除了苏联的作品以外，可就如凤毛麟角！因为苏联的电影，是真实的大众化的：不仅作品的内容是适应大众的兴趣和要求，而且演电影的角色，也是大众化集体化，而不以一二明星为主体的。”还说：“只有一切设施都为大众利益着想的国家，才会有真实的大众电影。”进而推崇：“苏联的电影，是建筑在社会经济建设上的，故而《生路》也是反映社会经济建设的片子。它里面所描写的，虽然不是最近的事情，而是表现五年计划尚未实施以前的情况，然而这样的影片，对于中国正是对症的良药。”笔者没有想到，郑正秋的这些言论，“左倾”非常明显，如果隐去姓名，怎么也不会猜到是位从早期的“鸳鸯蝴蝶”思想转向左翼的文化人。

　　更明显的，他在文后细致地分析道：“中国为了帝国主义和贪污土劣买办阶级等等的压迫和榨取，造成了民穷财尽的危局；农村破产，百业凋落；劳苦大众，弄得走投无路，正需要像《生路》这样的影片。可是苏联的电影是国营的事业，中国呢，完全商办；所以制片公司为着恐怕血本亏蚀，不得不畏首畏尾，顾前顾后；所制影片，不得不迁就环境，成为纯粹商品化了。”他最后预言：“且喜最近中国电影界，已经起了转变，此后的出品，也许要比较有点光彩了。”

　　确实如此，此时的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和合伙人，已经从时代的风云变化中看到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日隆，遂邀请左翼作家加入公司的编剧队伍。虽说有商业既得利益的需要，但也要有时代的契机和个人思想的转变以及心理接受，才能有合作的可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较长时间以来左翼文化的宣传力度和其影响力。中国电影事业在瞿秋白、夏衍等中共要人的引导下已走上了左转的大道。郑正秋也编导了左翼电影《姐妹花》等，以致他有理由作出上面所述的“转变”预告，实证了他对此的欣喜和自豪。